王 芳

　　未曾真正走近孙嘉淦之前，先看到夏坚勇《大运河传》中提到直隶治水，然后是山西省晋剧院创排的新戏《名疏记》，兴趣叠加，了解这样一位山西清代重臣的功绩，成为我的一个读书方向。正值此时，“山西廉政文化丛书”撰写任务下达，我郑重向相关人员提出书写孙嘉淦的目标，经过各级领导深思熟虑，我的愿望达成。

　　创作《盛世诤臣孙嘉淦》（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我首先坚定一个理念：还原一个真实的孙嘉淦，不作一点点虚构，给世人呈现一个真实的孙嘉淦和真实的时代。

　　关于孙嘉淦的资料极少，除了他自己写的一篇文采斐然的《南游记》，就是他们兄弟三人一起编撰的《兴县志》，还有地方志里的几句话、《清史稿》里的只言片语，这些并不足以构架孙嘉淦的一生。再找，《孙嘉淦文集》出现，我兴冲冲地跑到三晋出版社把这本书找到，真没想到，竟然是这本文集打开了我的写作思路。

　　《孙嘉淦文集》里，有孙嘉淦的166封奏折，我把孙嘉淦的一生定位为5个方面来写，就是出于对这些奏折的精读。奏折并不好读，全是文言文，得逐字逐句地推敲和分析，后来我又买来一本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孙文定公全集》，与《孙嘉淦文集》一起读，进行甄别、判断和印证。于是，贴有“仕途、直谏、治河、破案、民生”5个标签的孙嘉淦就生动地站在了我的案头。

　　书写这样一位山西人，我满怀着激情，尽管这激情在文字里不能出现。孙嘉淦面对清雍正、乾隆两代帝王，不畏皇权、不计得失地犯颜直谏时的置生死于度外；他奔跑在乡野，调查取证，还平民以清白时的坚定；他策马荒野，只为弄清旗民矛盾，为百姓争取利益时的悲壮，都历历在目，根本不需要我调动文学的飞扬思绪，这位历史人物自成故事、自成焦点。

　　孙嘉淦的功绩是跑出来的，跑河堤，跑案发现场，跑口外，跑盐池，他从来不坐在办公室里等汇报。他的一生是他不畏上的结果，他努力把世事扳到正确的轨道。他不收礼，不见钱眼开，他直接对雍正说，臣不爱钱。他多次担任科举主考官，坚定地以事实说话，收到贪官的银子，都退了回去，以至于辞官回乡时，以石头装箱充作“衣锦还乡”。

　　写他，写得动情，写得记忆深刻。以至于后来我在运城池盐博物馆里看到孙嘉淦的画像格外激动。他任河东盐政时，减养廉银，解决弓兵的待遇，严查小金库，重修禁墙，严查盐税，以国之利益为重做了不少实事，理应和几百位河东盐政一起站在这里。这样的激动促使我书写山西文化记忆的“盐池”一章时，把孙嘉淦作为一条线，串起盐池的古往今来。

　　他最主要的标签当然是“直谏”，他呈给乾隆的《三习一弊疏》史上有名，此疏后来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清史稿》如此评价：“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百年后的清同治四年（1865），清代名臣曾国藩将此疏与汉唐至清代的奏疏17篇，编为《鸣原堂论文》，通篇详加评注，称赞其为“非绝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后人再说到乾隆御宇为政60年，竟然没有出什么大错，都归功于此疏。“三习一弊”其实很简单，就是去三习（耳习、目习、心习）除一弊（不敢自是），就是不要只听好话，只看媚态，只求如愿，不能自以为是。至于清代君臣对此疏的推崇，我虽然认为是“各怀鬼胎”，但我不评价，留给读者自己去琢磨。

　　孙嘉淦坚守初心，为官多年，一直把百姓的利益挂在心头，这殊为不易。但他身处封建皇权时代，也有局限性。他看不到世界大势，看不到封建制度的垂死挣扎，但他在历史局限里尽了自己的全力，问心无愧。

　　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我也是有遗憾的。清代文学家袁枚应该写过孙嘉淦，但因我对袁枚资料的掌握有限，未能找到，希望有识之士能帮我补上。

　　最后要感谢孙氏后人孙隽明，为我提供了不少资料。

　　书写孙嘉淦只是一个开始。这样一位不逊于陈廷敬、于成龙的山西官员，世人对他知之甚少，我希望尽己所能，把廉臣孙嘉淦的故事、精神传颂得更广。

　　配图为《盛世诤臣孙嘉淦》插图 李众嘉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