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莉

　　位于吕梁山脉的兴县，清代出了一位直谏名臣孙嘉淦。他为官40余年，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政绩熠熠生辉，他关心百姓疾苦，治水、兴学、断案、治吏皆从实处出发，切中要害，治标更注重治本。王芳创作的《盛世诤臣孙嘉淦》（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对孙嘉淦出生、成长、求学、为官作了系统的阐述，对当下有借鉴启示作用，展现了家风家教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孙嘉淦的父亲十分重视三个儿子的教育，他承担了家里日常细碎的事务，在家中营造出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他颇具教育智慧，摆下接待举人的饭局，用以激励儿子们求学上进，创造了三子三进士的家族荣耀。从此，孙嘉淦开启了他矢志不渝勤耕耘、留得清廉翰墨香的一生。

　　本书以诤臣定义孙嘉淦。诤， 意为谏，照直指说出人的过错，雍正说他是“翰林狂生”。他在雍正即位之初，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师。”其胆识与风骨这10个字已然可证。所幸，成就诤臣的必有一位明君，否则，一代名臣的佳话不会传播至今。就连雍正也说：“朕继位以来，每事能直言极谏者，惟孙嘉淦一人。”随后召见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孙嘉淦的直言，展现出其极大的胆识与勇气，也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敢做事又能做成事。

　　成就他的另一谏言，为他向清乾隆所奏的《三习一弊疏》，大意是三习生一弊，劝诫乾隆“圣心自懔”、防患未然，避免“耳习”“目习”“心习”三类坏习惯和“喜小人而厌君子”的严重弊端。此篇被曾国藩誉为“本朝奏议第一”。确实，它对净化当时的政治生态起到了一定作用，即使拿到当下，不管是对于为官还是做人，一样有自省自警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按照“山西廉政文化丛书”的体例，这本书设置了“当代启示”和“箴言警句”两个篇章，为传统廉政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孙嘉淦一生历任国子监祭酒、顺天府尹、河东盐政、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所到之处，政绩斐然，凸显他作为“能吏”的一面。清雍正二年（1724），他被授为国子监司业。国子监是清代的最高学府，孙嘉淦上《振兴国学诸项事宜管见八条折》，提出8个方面的改革建议，科学规范了最高学府的运行管理，为国家选贤任能提供了保障。

　　本书从孙嘉淦众多断案传奇中选取了4个典型案例，详述断案过程及案件审理之后产生的深远影响。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从根上解决各种问题，为地方治理提供了范本。

　　任直隶总督期间，孙嘉淦共修水渠580条。他不辞辛苦仔细勘察，虚心求教。在上报朝廷的《确勘永定疏》《永定归故道疏》等多篇治水奏折中，连每一项具体措施所需费用都已列好，体现了亲民务实的作风。

　　孙嘉淦在收到直隶河道总督朱藻的“节敬”时，不仅退回且告知：“洁身自好，清介自持，不可造次。”朱藻的治水“豆腐渣”工程不久就东窗事发，被依法论处。此事之后，孙嘉淦上书乾隆提出四项措施，治贪养廉，使“人才日出、风俗日厚”。

　　本书传主孙嘉淦身上的光芒穿百年依然闪烁于今。他的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交，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包含了为官做人的原则，我们当从中汲取智慧，提升修养和境界。

　　作者在史料中精准抓取了孙嘉淦的关键事迹，充分展现出传主的精神内核，将一代能臣廉吏勾勒得挺拔立体、惟妙惟肖。也许是受限于丛书篇幅，孙嘉淦的智慧我们只是略见端倪，关于孙嘉淦的文艺作品也较少，期待还有更加丰富生动的孙嘉淦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