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民

　　马可·波罗跟着他的父亲和叔叔抵达中国元朝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都镇）时，还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在中国进行了长达17年的游历后，1292年，他回到家乡威尼斯。在1298年的一次海战中，45岁的马可·波罗被俘入狱。在狱中，传奇小说家鲁斯蒂凯洛根据他的讲述记录，写就了共四卷、227章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一经问世，立刻风靡欧洲大陆，在当时有“世界一大奇书”之誉。几百年间，《马可·波罗游记》印行不同语言版本130多种，其中中文译本有十多种，不少欧洲人随着马可·波罗的足印神游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也认识了太原的葡萄酒。

　　马可·波罗是从涿州赴西安的路途中经过太原的。游记原文是：

　　从涿州城向西走十日，经过契丹，到达太原府，沿路经过许多美丽的城市和要塞。这里的制造业与商业十分兴盛，并有许多葡萄园与耕地，契丹全境唯此地出产葡萄酒。

　　元朝统治者确实喜爱葡萄酒。《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年间，祭祀宗庙时采用“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提高了葡萄酒的地位，也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那时，绝不唯有太原人能够熟稔用葡萄酿酒。元朝人忽思慧在他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就提到葡萄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剌火者田地（今新疆吐鲁番、柳中故城）酒最佳”。而马可·波罗对太原葡萄酒记忆独深，表明他对太原葡萄酒的酿造历史、生产规模、酒品质量、营销范围和社会美誉度给予高度肯定。

　　葡萄酒在我国有极其久远的酿造史。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河南舞阳贾湖挖掘发现的距今8600年至7500年的陶器残片，上面就检测出果酒的残留物。《诗经·七月》有“六月食郁及薁”的句子，《诗经·葛藟》有“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的句子，“薁”和“葛藟”都是野葡萄。在民间，使用野葡萄酿酒极有可能是一种沿袭久远的生活习俗，只不过难以形成规模，品质也不会很高，所以长期以来未能进入官方和主流文人们的叙事范围。也因为如此，采用人工栽培的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物以稀为贵，是寻常百姓难以一见的琼浆玉液。

　　两汉魏晋时期，太原地区的葡萄栽培应该获得一定程度的推进，葡萄酒酿造也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得出这样推论的历史背景是，三国曹魏据有包括今山西全境在内的华北疆域，而魏文帝曹丕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简直达到了痴迷如狂的程度，他认为葡萄酒是一种“善醉而易醒”的绝顶佳酿。

　　大唐时期，作为北都，太原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理应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宋人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唐高祖李渊曾在御前赐群臣“蒲萄”，陈叔达持之不食，欲带回家中为母亲治疗口干症。

　　宋代，太原已经成为中原酿造葡萄酒的技术高地。吴坰编撰的《五总志》多记北宋琐事，他回忆初尝葡萄酒时不掩得意地说：“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尝饮此酝。”唐慎微在药学巨著《证类本草》中介绍“葡萄”时也说：“今太原尚作此酒，或寄至都下，犹作葡萄香。”透露出包括汴梁在内的一些大宋都市，因为没有彻底掌握葡萄酒工艺知难而退的历史信息，反衬出太原酿造技术的悠久和醇熟。

　　“靖康之变”后，北地为金人所据，葡萄和葡萄酒对偏居江南一隅的宋人稀贵如金。陆游有诗句“如倾潋潋葡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既发出佳酿一杯等同貂裘一件的慨叹，也抒发出尽失大好山河的隐痛。

　　来自东北酷寒之地的女真族显然对热辣白酒更情有独钟，因此这一阶段太原葡萄酒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元好问在《蒲桃酒赋》文中写道，金贞祐年间，有人躲避战乱“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汁留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元好问透露了一段十分重要的史实：宋金战争期间，中原葡萄酒酿造术一度失传，幸亏苍天赐予一次偶然的自然发酵，才得以重拾酿造之法。

　　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元朝廷实施了开放酒禁和免税鼓励酿酒业重振的政策，葡萄栽培和葡萄酒业得到较快恢复发展，在这方面有厚重历史传统的太原，理所当然成为葡萄种植面积最大、葡萄酒产量最多的区域。

　　明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述了太原葡萄酒独步天下的鼎盛景况。书中说，元朝政府在“冀宁路”也即太原地域开辟了官家葡萄园和皇家特供酒酿制所，每年农历八月抽样检查，“至太行山辨其真伪”，通过奇特的“寒水鉴定法”检验葡萄酒质量，以确保宫廷能够享用到最高等级的葡萄美酒。

　　如此说来，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作出“契丹全境唯此地出产葡萄酒”的断言，应该是他数次痛饮太原御用葡萄酒后作出的判断。这个判断，一直到20多年后地中海闷热的热那亚监狱里，依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