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民

　　甲辰龙岁将逝，乙巳蛇年即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二属相中，蛇居于龙之后、马之前。就通常文化寓意而言，龙翔游于天，被人尊崇；马逸放于野，令人欣赏；蛇盘于木、没于草、隐于土，给人留下比较复杂的印象。总体说来，虽然有些文艺作品时不时让蛇饰演一点负面角色，但由于蛇能够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顽强生存，每隔两三个月还有一次自发蜕皮更新的过程，因此蛇一直被视为一种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动物，它神秘、智慧、变化、狡黠，被定义为守护人们平安健康的力量。

　　说蛇神秘莫测，是它身体柔弱无骨，无肢无足，却来无影去无踪；说蛇富有智慧，是它具有高超的生存策略，当动则动、该藏则藏；说蛇善于变化，是一些蛇可以根据环境和温度的变化，及时改变自己的颜色和皮肤图案；说蛇敏感狡黠，是它十分警觉又非常冷静，面对威胁，往往隐忍不发、一击致命。

　　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都是人首蛇身的模样。

　　有学者提出，禹的含义其实也是蛇。大禹起初称作“大巳”，而甲骨文中“巳”字的形状，即象形一条弯曲的蛇。治水英雄大禹的具体身份，是一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首领。读《山海经》可知，那个时间段至少有8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比如以追赶太阳名满天下的夸父，也是一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首领，他两手各握一条蛇，耳朵眼儿也是蛇窝。

　　这表明，我们的远祖可谓与蛇共舞，生活在敬畏蛇、崇拜蛇的氛围中。

　　蛇在佛教中也享有特殊的待遇。佛教典籍在描绘观音菩萨活动的场景中，蛇经常会出镜，有时盘曲在菩萨身边，有时腾跃在菩萨头顶，甚至观音大士也会化身为蛇教化他人，应为蛇的属性与菩萨大慈大悲的属性是相通的。

　　中国道教把蛇称为小龙，认为蛇是龙的前期阶段。道教认为蛇是“五大仙家”即狐仙（狐）、黄仙（鼬）、白仙（猬）、柳仙（蛇）、灰仙（鼠）中的一仙。民间也有“蛇不入无福之地”的说法，家里发现了蛇，性质与夜猫子进宅完全不同，不仅不要惊慌失措，还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把蛇视为祥瑞，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也提到了。《小雅·斯干》是一首颂扬周宣王新宫落成的诗。诗中说，周宣王睡进他华美的新宫后梦见了“虺蛇”，他的解梦师说，如果梦见这种颈细头大、体有花纹的蛇，乃“女子之祥”，预兆着周宣王即将喜添一位千金小姐。

　　但是，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看，蛇没有能够持久地巩固好保护神的地位，斗转星移，慢慢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了。从太原金胜村赵卿大墓发掘出的“鸟践蛇”铜器、山西侯马发现的“兽践蛇”陶范，以及先秦典籍较多对蛇的负面记载看，蛇命运的转折点，似乎发生在战国时期。

　　道理很简单，脚踩足踏的寓意，一直以来都传达着中国古人和今人征服、战胜、蔑视的价值观和臧否判断。蛇践于鸟爪兽蹄之下，透露出对它的否定和厌恶。

　　蛇作为自然界中与人类共生相伴了万千年的动物，本身并没有道德高低或品格优劣的属性，是人们根据现实精神或政治的需要，使它从山巅滑向谷底。

　　蛇走下神坛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最主要的文化因素，是皇权与龙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封建帝王从十二生肖中选择自己对应的动物时，绝无可能把占有绝对权力和无边资源的自己与老鼠、猪、狗和蛇联系在一起，他们选中了自然界不存在的龙作为自己的化身，因此龙得到了全方位的虚幻神话，在封建政治叙事中被抬到至荣至尊的地位，于是龙取代蛇成为必然。

　　在社会妖魔化蛇的过程中，文学作品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比如《西游记》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本来是黑熊精偷了唐僧的袈裟，要搞“佛衣会”，好不容易修炼成白衣秀士的白花蛇精，只是旁听了一下黑熊精的炫耀，吴承恩就让孙悟空不问青红皂白一棒子打死它，又“索性提起来，捽做五七断”。

　　最著名的蛇故事，当然是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那篇。蛇精变成美妇白娘子，欲与书生许仙来一场人兽恋，不料饱读诗书却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许仙始乱终弃，最后竟然央求法海禅师作法，把蛇精永远镇压在雷峰塔下。

　　不过也不是所有文学家都说蛇的坏话。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有一篇《蛇人》故事，讲述耍蛇人某甲和三条青蛇的离奇传奇。名叫大青的蛇死后，二青主动纾解主人之忧，出人意料地招来了小青。后来长得过粗过长不宜演出的二青放归山林后却总祸害樵夫，某甲遇见后劝诫它“勿扰行人、以犯天谴”，二青从此隐匿不见。于是蒲松龄感慨，蛇这种动物都能做到听人教导、从谏如流，但一些人却忘恩负义甚至落井下石，实在让人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