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立智
世人借“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清黄景仁《杂感》)一句,道尽诗人个体困厄时的郁结愁绪。若将这份个人愁绪与心系家国的伟大诗人相较,便可见出格局的高下:前者困于一己得失,而伟大的诗人始终将个人悲欢与民族命运紧紧捆绑,艾青便是典型代表之一。
艾青本名蒋正涵,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不久遭当局逮捕,1935年重获自由。七七事变前夕,艾青受时代洪流的感召,写下《复活的土地》,他高声呐喊:“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呀,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土接连沦陷,这残酷的现实使诗人满是沉重忧思,他辗转武汉、桂林,先后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两篇沉郁厚重的传世诗篇。两篇作品以“土地”作为国家的具象,道尽山河破碎的苦难,满含着对侵略者的愤恨,蕴藏着抗争到底的民族骨气。
1937年12月,一场大雪笼罩武汉,但在艾青笔下,这雪不再局限一城一地,而是覆满了整个华夏大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中,“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一句反复咏叹4次,以强烈的呐喊暗示土地承载的苦难和民族受到的压迫。北方农夫在逃亡中承受“岁月的艰辛”;诗人在“流浪与监禁”后感受生命的“憔悴”;南方少妇在家毁人亡中忍受“死亡的恐怖”和“刺刀的戏弄”;失去家园的老母亲“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诗歌末尾,诗人执笔发问:“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诗人是无能为力的吗?但哪怕是一支笔、一首诗,也是抗争的武器,他愿以文字为炬,为受难的土地与人民送去些许慰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艾青到了桂林,《我爱这土地》诞生了。诗歌开篇写道:“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用的是杜宇亡国,死后化为杜鹃、声声啼血的典故。国事的严峻,诗人的忧思可想而知。诗人要歌唱什么呢?“这被暴风雨所击打着的土地”,是遭铁蹄践踏的华夏大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国仇家恨;“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是中华儿女永不平息的抗争意志;“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死后化成鸟我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一直到最后连这只鸟也死了,我就和我爱的土地、我爱的家园永远地融为一体。面对死亡尚且如此,更不必说现在还活着!在满目疮痍的现实之外,诗人也歌唱“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前三个“这”是真实的当下;后一个“那”则是心底的期待:纵使当下山河蒙难,但终会迎来曙光。
作者创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还只是想以诗人的身份贡献力量;到《我爱这土地》时已跳出诗人身份,想以与土地生死相依的强烈情感,激励同胞为争取胜利的未来进行斗争。绝望与希望的纠缠,使字里行间满是反抗的怒火与守护国土的决心。
伟大诗人的使命,在于忠实映照时代全貌、叩击民族心灵。艾青立足满目疮痍的土地,真实记录中华民族遭遇的深重磨难,将满腔悲愤、赤诚热爱与抗争之志融入诗句,以文字唤醒国人、鼓舞人心,让读者在土地承载的悲歌之中,读懂深沉厚重的家国大义,生出奋起抗争、守护山河、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这正是其作品跨越时代的不朽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