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风云激荡的三晋大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正是那段革命岁月里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

　　1905年，山西保矿运动爆发，掀起声势浩大的“实业救国”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本土近代工业发展。20世纪初，随着山西机器局改建为太原兵工厂，以及大批机器、纺织、煤矿等企业的兴起，山西近代工矿产业持续发展，产业工人队伍也不断壮大。然而，山西近代工人阶级自诞生之初，便深陷劳动薪资微薄、工作环境艰苦、日常生活困顿不堪的处境，亟待革命星火的唤醒与照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共产主义先驱纷纷把劳工调查作为联系工人群众和发动工人运动的第一步。作为华北近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枢纽，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非常重视山西工人的组织动员及工人运动工作，委托高君宇作为代表到太原开展山西劳动状况的调查。

　　高君宇敏锐地察觉到，省内工人生存劳作条件存在显著地域差异，以太原、榆次、阳泉为核心的中部工人群体，与晋南、雁北等地工人的生产生活境遇各不相同。为此，他主动联络大同、运城等地进步同志与各界友人，决定统筹开展覆盖全省、系统完整的工人劳动状况摸底调研，全面翔实地掌握山西工人运动真实全貌。

　　高君宇回到太原后，第一时间避开军警耳目，深入太原兵工厂的工人休息室，以及城内的印刷作坊、皮革工场，与普通工人促膝长谈，认真记录各行各业的工时、薪酬、劳动条件，倾听劳动者的血泪控诉。在大量实地走访的基础上，他和友人续约斋、韩雪峰、方成章以太原、大同两地工人劳动的一手材料撰写成文《山西劳动状况》，并发表在《新青年》劳动节专号上。

　　《山西劳动状况》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科学调研方法论，充分体现唯物论、辩证法与阶级分析的理论自觉，彻底跳出旧式士大夫仅停留在表层记录民生疾苦的历史局限。高君宇与同志、友人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实地走访得来的翔实数据、一线见闻案例为依据记录劳工生存状况，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的视角深挖太原工人受压迫、生活困苦的阶级根源，彰显出扎实的理论运用与社会调查能力。

　　例如，文章以太原军人工艺实习厂为重要案例，清晰区分工厂内部的阶级结构：厂内管理层多为官方安置的退伍军官，工人群体又分为工头、熟练工匠和学徒工三层等级，阶级分层与剥削关系可谓一目了然。工厂方面借助严苛工时制度攫取工人剩余价值，工人常年劳作，仅春节拥有三日长假，平日每两周才能休息一日；厂区还实行了强制搜身的管理制度，实质是通过限制人身自由遏制劳动者反抗，维护官僚资本掠夺劳动成果的秩序。当地蚕业工厂实行按成品结算报酬的计件薪酬制，高君宇透过表象看清其本质，指出该制度是变相加大劳动强度、深化剥削的工具。在辩证对比省内外其他地区调研素材后，他客观研判太原主要工厂工人遭受压榨的烈度相对缓和，依据这一客观阶级实际区分各地群众觉悟、斗争基础的差异性，因地制宜确定工人联络、革命动员的工作路径，做到主观策略贴合客观现实，彰显辩证分析的实践能力。

　　运用矛盾特殊性原理，高君宇进一步区分不同手工业劳动者的生存境遇，看到各类手艺工人内部存在显著差异，不能一概而论。雕刻、油画、首饰、五金、木匠等匠人拥有相对独立的劳动空间，人身依附较弱，收入相对稳定，文中如实记载木匠赴乡间做工时“主人不但供给食宿，还很优待，每逢年节都要拿酒肉来犒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筑、泥水行业劳动者，行业内部形成层层盘剥的剥削链条，高君宇完整引用调研实录深刻揭露这一生产分配关系：“总包头把工包到手了，便坐等着（从）分包工身上赚钱；分包工又在工头身上吃钱；工头又在二工头身上想法子……一块剥了又剥，洗了又洗，轮到苦工——真正的工作者——底（的）身上，比苍蝇底（的）翅子还薄了。”一针见血点明包工制下剩余价值层层分流、底层劳动者承受多重压榨的现实。秉持全面调研、统筹兼顾的唯物辩证思维，调查并未局限于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匠人，而是将人力车夫、挑水工、澡堂工人、厨役、女佣、衙役雇工等城市底层体力劳动者全部纳入考察范畴，完整覆盖当时太原各类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群体。整体调研既立足阶级分析把握剥削本质，又区分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特殊矛盾，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素材翔实、论断客观，充分体现高君宇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熟练运用唯物史观开展社会调研、精准研判阶级形势、科学指导工人运动的突出理论素养与实践才干。

　　高君宇主笔撰写的调查报告一经刊发，便在山西各地进步青年与工人群体中广泛传播。以此为起点，高君宇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为阵地，联合进步社团开办工人夜校，把调查中收集的劳工现实苦难转化为宣讲素材，向工人们普及革命道理，聚集起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工人骨干。躬身调研、贴近群众，这次劳工考察实践，成为早期共产党人在太原联系无产阶级的关键一步，让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真正走进劳苦大众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