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悦

　　郑村M2汉墓出土的铅质四神当卢，是近年来太原考古中一件特征鲜明的汉代车马器遗存。这件器物以铅为质，仅刻玄武、白虎、朱雀三神，且单独放置于墓室内而非车马坑中。

　　它不仅为太原地区东汉早期墓葬断代提供了新的标尺性线索，也为观察汉代车马殉葬从“实车实马”向象征性器物流变，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地方实证。

　　考古发现与四神当卢

　　郑村M2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坐南朝北，由墓道、墓门、前室、后室组成，前室平面略呈方形，后室为二人合葬。前室西壁中央出土了一件铅质当卢，保存较好，制作技艺精湛，正面刻画四神中的三神，从左至右依次为玄武、白虎、朱雀；背面两端各铸一桥形钮，上端残缺，下端完整。

　　M2为前后室券顶墓，这种形制约自王莽时期开始流行，未见东汉中晚期典型的穹窿顶及前后室间甬道结构；随葬的深腹陶罐、陶壶与金胜村东汉早期M9及太原开化墓群同类器相近。因此，经综合研判，墓葬年代初步定为王莽时期至东汉初期。

　　这件当卢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以铅为质、以四神为纹，且只取三神。在汉代当卢实物中，四神齐备者多见（如海昏侯墓车马坑出土错金青铜当卢），而郑村M2此件独取玄武、白虎、朱雀三神，或许与当卢狭长形制所能容纳的画面构图有关，也可能是墓主车马仪仗中实际配置的反映。

　　实用马具到礼制符号

　　“当卢”又称“当颅”，因其位于马头颅正中而得名。使用时以皮条系连于马络头，位置正在马鼻革与额革的交界处，对该部位起到保护与装饰作用。

　　当卢的出现可上溯至商代，商代晚期已有较成熟的青铜当卢；西周时期，当卢与马冠等配套，形成一套具有装饰性的车马器；春秋战国多见镂空圆形当卢；至西汉，当卢十分盛行，制作与使用非常普遍，中原地区汉墓屡有出土。形制上，海昏侯刘贺墓车马坑出土的80余件当卢，几乎囊括了汉代当卢的主要形制，包括条形、马面形、圭形、叶形、桃形等。

　　汉代当卢的兴盛，与汉人对马的崇拜密不可分。汉人将马与龙并称，赋予其飞升之能；在巫术气氛浓厚的两汉，陪葬之马被视为“巫蹻”，是载人升天的媒介。因此，作为重要马饰的当卢图案，往往需要从升仙角度考量：其作用是增强马的神性，使其向龙靠拢，更好引领墓主之灵升入天界。

　　郑村M2这件铅当卢，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进入墓葬的。该物或许是墓主生前车马上的实用饰品，死后随葬，既彰显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又在象征层面为墓主提供升仙的“交通工具”。需要说明的是，郑村M2并未发现车马坑，当卢单独出于前室西壁，这种“以马饰代车马”的随葬方式，在东汉时期具有一定普遍性，反映了车马殉葬由“实车实马”向“象征性车马器”过渡的趋势。

　　从功能演变看，当卢在商周重在实用防护，西周增添礼制意味，春秋战国纹饰繁复，至汉代则叠加了身份象征、工艺展示与升仙信仰等多重内涵。

　　天文分野到文化符号

　　四神一般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称四象、四灵、四宫。单体形象的源头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清华简《四时》《五纪》等文献显示，战国时期以四神形象理解天文星象的宇宙观念已十分流行，《石氏星经》更明确将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白虎、北宫玄武与二十八宿对应。

　　完备四神形象的出现约在西汉早期。西安东郊国棉五厂汉墓M6出土的四神铜温酒炉，外壁四面分别镂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完备四神形象实物。

　　四神在汉代的功能也日趋多元：作为时空物化载体，如“春用苍龙（青龙），夏用赤鸟（朱雀），秋用白虎，冬用玄武”；作为军阵与仪仗的方位标识，如“前朱鸟、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还可以作为礼制建筑（门阙、宫室、墓祠）的装饰主题；也能作为瓦当、铜镜、画像石、玉铺首等器物的主要纹饰，以及作为护卫驱邪、引魂升天的图像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