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晨光

　　1940年4月初，夏承焘胸中满是惆怅与愤懑：好友龙榆生投靠汪伪政权了。夏、龙二人初识于1929年，十几年交往唱酬，情投而意合，遂成至交。两人对于近世词学研究贡献甚伟，后与唐圭璋并称“词学三大家”。对于龙榆生的附逆，夏承焘极感惋惜，那段时间他在日记中写道：“座间闻将离沪，为之大讶，为家累过重耶，抑羡高爵耶……念其临行前如得晤予，予当极力挽之回。”

　　抗战时期，夏承焘写了很多感时伤国的词作，其中关涉龙榆生的不少，这些词作后来被收录到1981年出版的《夏承焘词集》当中，成为纷乱时代文人复杂情感的一个注脚。

　　龙榆生离沪不久，夏承焘填《蝶恋花》，其中有：“青眼东皇能几久？陌路相逢，且莫轻招手。时样双眉空暗斗，谁家明镜无新旧。”劝老友何必投身魔窟，博取那靠不住的青眼相待，等到明日黄花之时，镜子里还有旧人的容颜吗？这些话，龙榆生恐怕是没有在意的。他赴南京后做了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伪中央大学教授，风头正盛。据两人的朋友丁宁告诉夏先生：“榆生兴致大好。”1941年底至1942年初，夏承焘在沪买盆梅，想起龙榆生来，作《洞仙歌》，讽谏老友的得意忘形：“……梦里前游堕烟水。怎初归金屋，便改冰姿，浑不管、容易尊前换世？”

　　那段时间，夏承焘对龙榆生的矛盾心态达到顶峰。一方面，他在朋友交谈和日记中多为龙开脱，说他附逆大半是为穷困所累，并且因与龙榆生书信来往，而“颇来友朋之讥”。另一方面，他关于龙榆生的词作中，或劝诫，或嘲讽，或拒绝其招邀，明确与其政治立场划清界限，绝不将个人私谊与家国情怀混为一谈。

　　《玲珑四犯·过旧友寓庐感事》：“听笛江关，已过尽春鸿，还劝离斝。残柳官桥，日日送春车马。妍唱艳舞谁家？漫斗扫、淡蛾如画。数燕环，一例尘土，临影定惊腰衩。不成便没相逢梦，漏沉沉、似年遥夜。当时背面回身地，重到馀凄诧。谁信镜约易寒，应相惜双鬟无价。待东窗、换了颓阳，才许袖罗重把。”其中，“妍唱”两句，讽友以媚侍人，前途茫茫。“待东窗”一句，初看矛盾：东窗怎会见夕阳？但正为其不可能，道出再无“袖罗重把”的可能。

　　《水龙吟·皂泡》：“九天欬唾何人？乱珠零琲风多处。斜阳影里，儿童气力，吹嘘徒苦。咒水初成，抛球难系，花梢偷度。有玲珑台阁，夭斜人物，乍明灭，看来去。只道青冥易到，仗轻风片时抬举。等闲谁料，未容着地，已随零露。扫尽繁星，一轮端正，乍惊窥户。是旧时片月，山河无恙，看骊龙吐。”且看这肥皂泡，只是仗轻风片时抬举。不难想到，未容着地，已随零露。

　　他写“莫访淡妆人，天寒依市门”，写“香泥委身何恨，到飘零、便不得当花看”，写“双鸳头白倘思归，莫待红桑谢了海尘飞”，句句沉郁，处处关心。那么龙榆生呢？龙先生彼时也想招徕旧友。夏承焘复函正告：“你说到南京是为了吃饭，那就只许你开吃饭的口，不许你说别的话。”这份不满，夏先生也写在日记里：“某君四出邀人，或迫于府主之命，然不当牵连挚好。”到了1944年，夏承焘对龙榆生的失望愈浓，对老友的败落也有了预感：“酒边记得相逢地，人间更没重逢事。……无泪为君垂，潮平月落时。”

　　1945年日本战败，龙榆生被捕，判刑12年。在他入狱期间，夏承焘多方奔走，花钱托人看顾旧友。龙终获减刑，于1948年释放。想起这些年的恩怨分合，夏承焘作《太常引·寄白门旧友》：“年年醉梦负花风，听歌最恼公。何物似情浓，看别酒不如泪红。风前愁鬓，尊前醒眼，往事转头空。万一有重逢，愿长在梦中醉中。”

　　客观来说，龙榆生先生在词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供职汪伪政权期间特地远离政治，且有策反伪军投奔我军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这位词学家受到照顾，几年后，担任上海博物馆资料室主任的龙榆生，想起当年的事，感慨万千，寄给夏承焘一首诗：“最难风雨故人来，佳节匆匆罢举杯。九死艰虞留我在，十年怀抱为君开。照人肝胆情如昨，顾影芳华去不回。今夕霸王台下过，倘从云外一低徊。”

　　今年是夏承焘先生逝世40周年，也是龙榆生先生逝世60周年。仅裁几片词叶，编织这一小舟，放在二人生命长河当中，随波到岁月尽头，以纪念两位词学大家经历了至暗考验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