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一些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加。野猪属于保护动物，春拱种、夏毁苗、秋啃果，野猪增多，是生态环境向好、老百姓环保意识逐渐提高的体现，但野猪过多，影响农业生产甚至村民安全。广东、湖南、安徽、陕西、甘肃、河北等地山区庄稼都不同程度被野猪糟蹋。不少农民感叹，“辛苦种地一年，野猪一夜毁完”，一些农户甚至因此产生放弃种地的想法。（新华社1月6日）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群落加速壮大。对于这一结果，不同的利益主体，想必有着迥异的体验。旁观者从抽象价值层面解读，自然赞之是巨大的进步。而作为亲历者，基于微观损益的角度考量，却也不免多有顾虑。近来年，与之相关的个案越来越多暴露出来。在很多时候、特定场景下，被保护的野生动物成了肆无忌惮“搞破坏”的一方，而农民反倒成了弱势的受害者。“打也不敢打，防也防不住”，这俨然是两难困境了。

　　由于法律起到的调节作用，野生动物和人类的角色反转，在某些地区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呈现。这种极不对等的博弈格局，长此以往贻害无穷。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自然含有人类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义务，但这同样不意味着，人类对野生动物无限度的让渡利益、自我牺牲。正所谓物极必反，一味纵容野猪等侵犯农民利益，很可能招致灾难性后果。比如说，激起非理智、群体性的“复仇”，农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不管不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度失衡的、过于倾向于野生动物的政策机制，反倒会把野生动物推到人类的对立面、到头来反倒会害了野生动物。

　　保护野生动物，必须基于一种动态的平衡。诸如野猪、野猴等动物群落，在局部地区扩张过快、危害外溢，就必须采取果断手段及时应对，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乃至一发不可收拾。具体而言，若是一地野猪过多、繁殖过快，那么政府部门就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第一时间组织专业狩猎队伍进行猎捕。以“保护动物”为由而拒不作为，任由农民庄稼被毁、损失惨重，这是极不负责的，也是对法律的误解与歪曲。

　　须知，《野生动物保护法》本身就有针对“种群调控”的专门安排，并就“限额猎捕”“特许猎捕”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相关职能部门用足用好法律赋权，积极能动地履行职能，那么实现保护野生动物和人类权益的兼容，就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