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为咸丰二年九月十五，行限200天。质地为白纸，黑墨印刷。上书蒙汉两种文字，左为汉文，右为蒙文，罗列着人员和货物明细，“孙廷栋，年五十一岁，面紫有须，阳曲县人。所带货物雇工人等开列于后。”伙计7人的年龄和基本面部特征一一注明：“车登，年三十一岁，面紫无须……”货物和牲口也一并列清：“砖茶三百七十箱，骆驼七十只。”

　　进入清代，国内统一市场形成，边疆地区得到开发，晋商通过水陆两路，以船载、车拉、驼运等方式，把南方的丝绸、粮米、茶叶、瓷器、铁具运往北方以及俄蒙地区销售，同时将东北的参茸、西北的毛皮、云贵的药材、新疆的玉石、蒙古的畜产贩往全国。

　　清初，为了加强中蒙俄边境贸易，有效控制进入草原的商人，增加财赋收入，清王朝实施了一项贸易管理制度——信票。《晋商学》中，晋商学者高春平介绍了这种制度：信票俗称龙票、部票、路票，凡进入蒙地贸易的商人，必须持有在张家口衙门申报、由理藩院颁发的信票。无票者视为走私，货物没收，人犯枷杖。信票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

　　汉唐以来，从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的商道，是中原与边疆地区的贸易大道。宋元时期，内地与蒙古经张家口进行茶马贸易。明隆庆年间，蒙汉实行“封贡互市”后，一年一度官办的贡市规模日增，不定期的民市贸易更是遍地开花。晋商，正是互市主体。

　　大清刚刚入关，即诏张家口八大山西商人进京，“宴便殿，赐上方服馔，隶内务府籍”。八大商人被称为“皇商”，垄断了清初的对蒙贸易。据《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永龙，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现在张家口还有以“老茶店巷”“小茶店巷”“晋昌西栈”“晋昌东栈”等命名的大院和街巷，依稀可见茶叶贸易繁荣的影子。

　　顺治二年，张家口设章京衙门，八大山西皇商带着信票，打着大清国商旗，拉着骆驼，赶着牛车，满载内地丝绸、茶叶等日用品，浩浩荡荡进入蒙古草原，开启了历时300年旅蒙贸易的大幕。

　　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双方规定以恰克图为互市场所，清政府对其实行严格准入制度。凡入市贸易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院颁发的信票，无票不准入市。

　　信票，长约4市尺、宽近3市尺，四周饰有龙纹，用蒙汉两种文字填写。内填出塞赴蒙古、恰克图交易商人姓名、籍贯，货物名称、数量，并加盖印玺。每张信票，限货20车或茶300箱，除正税外，再交票规手续银50两。货随票行，沿途稽查，对无票运输之货物，视为走私。

　　执行初期，信票由张家口章京衙门一地呈报，由理藩院颁发，户部备案。到乾隆中期，中俄恰克图贸易越来越兴盛，内地旅蒙商家由康熙年间的80余家，发展到140多家，资本雄厚者60余家，逐渐形成山西八大皇商和大盛魁、天义德、元盛魁三大号为主的巨商。信票的申报地与票数，逐渐放宽。

　　道光三十年，仅张家口办出赴恰克图的信票就有268张，到咸丰后期，归化将军衙门、多伦诺尔同知衙门也有办票权。到嘉庆时，政策进一步放宽，又推行了“朋户”和“朋票”制度，贸易规模和交易数量迅速增加。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运往恰克图的中国商品为3450驼（每驼约125公斤）和1420车（每车约250公斤），合计为78.5万公斤。到道光九年（1829年），一跃而增长为9670驼和2705车，合计188.5万公斤。

　　中蒙俄贸易，使晋商获得长足发展，到道光初年，晋商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首创票号，进入鼎盛阶段。　　　　 本报记者 陈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