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多少年后我站在闺蜜家的客厅，不经意地透过玻璃窗看到外面的那座山，我是根本不会也不愿意去想起那个地方。

　　那山离她家真近，看上去就像悬挂在玻璃窗上的风景画。深秋季节，山上的树木还绿着，那绿色一层一层直达山顶，把山裹住。阳光下，山熠熠生辉。我赞叹着它的美丽，问闺蜜，那是什么山？闺蜜笑着说，“西铭山呗，你应该熟悉吧？”哦，西铭山？我一愣，那时的西铭山真不是这样的，曾几时它“出落”得如此秀丽。

　　插队招工上来时，我被分配到西山矿务局的水泥支架厂当工人。矿务局在太原的最西面，多山。家在市区的人，在矿务局工作，就叫“跑西山”。工厂在太原水泥厂和16路车的终点站——斜坡之间，斜坡就在西铭山脚下。有几次下班回家，为了在公交车上有个座位，我们几个“跑西山”的人，在太原水泥厂那站反方向乘车到斜坡，然后原车返回。那时的西铭山黑黢黢的，不见草木，荒山秃岭。

　　那时，西山矿务局的水泥支架厂生产水泥，再做成水泥预制板。厂子脏乱，到处是水泥沙子，一个高高的大烟囱永远冒着白烟，粉尘落下来，整个厂区笼罩在粉尘中，像沙尘天气。厂区周围包括西铭山，都是雾蒙蒙的，没有色彩。那里的人也是灰头土脸的。

　　那年厂里招工，一下招进我们四五个女孩子，编制是劳力工，就是干粗活儿的，比如，推平车，搬水泥袋。车间主任看着我们，一脸不乐意地说，“女娃能干啥？”在这样的工厂，车间主任们都希望招进来的是小伙子，是壮劳力。他们说，招女娃，还不如不招，麻烦。的确麻烦，领导们给我们安排工作颇费心思，重活干不了，轻活就那么几个位子，看仪表的，化验室的，工会干事，或者车间记工员。厂领导想方设法把我们塞进去，但事先说明，是临时的，有人请产假或出去学习，暂时有空缺，等人家回来，你们工作再定，你们的编制是劳力工。

　　一开始我在车间当记工员。支架厂缺少劳力工，招来的正式工不是干不了重活儿的，就是不愿意干重活儿的，所以只得招一些临时工，去做推平车、和水泥的苦力活儿。临时工很多都是生活拮据但还有把子力气的中年妇女。我主要是记临时工的出勤情况，比如，迟到，请假，或者推够多少平车的水泥才算完成一天的定额等等，如果没干够定额是要扣工资的。那些阿姨干活都很卖力，她们要靠工资吃饭。她们佝偻着身子吃力推着平车穿梭在粉尘中。没完成定额的阿姨，那种央求的眼神和那凄苦的表情都让我心软。对那些差得不太多的人，我都悄悄记上完成。后来被车间主任知道了，受了一顿批评。

　　那一年我频繁地被变动工作，去过水泥化验室，又当了几天广播员，不论做什么都觉得名不正言不顺。

　　支架厂是西山矿务局比较落后的厂子，机械化设备落后，工厂污染很大，没有人愿意在那里工作。有时碰见熟人，他们会问，你在哪工作？我说支架厂。什么工种？我很不情愿地说，劳力工。于是会迎来不屑的眼光，意思是，那地方还能呆么？那个活儿能干么？那目光刺痛着我，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离开支架厂。

　　时隔多年，看到西铭山的那一刻，我对在那里工作一年的支架厂有了一种莫名的牵挂。过了这么久，那个曾让我拼命逃离的支架厂变了没有？

　　今年春天，我按原先跑家上班的路线重走一遍。这是我自从离开支架厂后，第一次回去。记忆中，在公交车上，从西山矿务局站到支架厂的路很荒凉，路面很窄，和迎面呼啸而来的车，随时都有碰撞的可能。而这次乘坐16路公交车，看到路面拓宽了许多，路中间还有花草隔离带。沿路盖起许多高楼，还建起一座学校，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在支架厂站下车后，竟找不到支架厂。路人指着几座砖红色的楼房和发出轰鸣的地方说，那就是。我站在厂门口向里看，想寻找过去的踪影——当年那热火朝天的干劲，那不时传来的爽朗笑声，即便那随意堆放的水泥袋，这时都会让我熟悉又亲切。就在我努力寻找时，门卫师傅告诉我，支架厂的大部分生产车间都搬到古交去了。这里是办公区和搅拌站。原来发出轰鸣声的地方是搅拌站，不过看不到有粉尘和白烟。许多罐装车进进出出厂区，把搅拌好的混凝土拉走。一切井然有序。

　　没有见到全部的支架厂有点遗憾，但看到厂区和周边地方不再受污染，看到蓝天白云，看到路边的树枝吐出新芽，眼前的西铭山在阳光下明媚秀丽，心里很是高兴。

　　乘坐16路汽车返回时，我几次回头凝望，哦，支架厂，我们真的相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