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为华夏之地，至尧时建都平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陶寺。后来尧禅位与舜，舜禅位与禹，禹建立了夏朝。由此看来，山西不仅与文化意义上的夏，也就是华夏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与朝代意义上的夏，也就是夏朝也有极大的关系。所谓夏以河东为土，就是说夏是以河东地区，即晋南为其本土的。后来夏都从晋南，很可能是陶寺或夏县的安邑迁至今天的二里头，也就是河南偃师一带以及其它地方。考古发现也认为山西各地多有夏朝时期的文化现象。如东下冯遗址、白燕遗址、光社遗址、杏花村遗址等大量遗存可以证明，山西与夏朝有着极为深厚的关系。

　　首先要谈的是尧的身世。据说尧的父亲是黄帝的曾孙辈帝喾。帝喾是古史记载中极有作为的帝王。他有四个妃子。其次妃是常仪，为娵訾氏，给他生了长子挚，后继承了帝喾的帝位。但是挚的才干比较差，其德行威望都不如其弟尧，在位九年后把帝位禅让给了尧。帝喾的元妃是姜嫄，为有邰氏，生子为弃，也就是人们说的后稷。弃长于农耕，善于相地，被尊为谷神，是周部落的先祖。帝喾还有一位妃子叫简狄，为有戎氏，生子契，被认为是商部落的先祖。尧的母亲叫庆都，史称陈锋氏，也是帝喾的次妃，生了尧。这里介绍尧的兄弟，是要说明华夏族与商周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尧为华夏族的话，那么弃，也就是周部落，以及契，也就是商部落都应该是华夏族的一部分，是从华夏之地迁徙或分封至商周之地发展的。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并逐渐形成了政治集团，成为继夏之后的王朝。但这只是一种分析，还需要从史籍与考古中寻找夏商周三代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与山西的关系。

　　先讨论一下商。商是取代夏的王朝。但其源却是夏。除了商之祖契本身就是夏族之后外，契在尧、舜、禹时期均担任重要职责。传说尧、舜曾命契做司徒，以教化百姓。又传契曾为陶唐氏之火正，以管理或观察大火星，也就是辰星，制定了殷历。契曾帮助禹治水，成就很大。于是被封于商，并赐契姓“子氏”。这在《殷本纪》等典籍中有记载。说明契本来是夏之重臣，因功而被封于商，是夏的一支。学者们讨论先商文化，以追寻封商之前与商有关的文化演变，发现晋中的太谷白燕、太原的许坦等遗存中有相应的文化现象存在。在晋南东下冯遗址中也存在相应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在陶器器形体现的文化特点上非常明显。这说明在商之前的山西晋中一带已经存在商文化的先导。学者们又根据历史记载，从文字的演变来研究，发现漳水就是古滳水，漳滳音同，为同用字。在《汉书·律历志》中说到，商之言章也。就是说，今天的漳河在当时应该也称为滳河或滳水。它们所指为同一条河。相应地，商应该起源于漳水之源。而晋中榆社正是漳河的发源地。先商文化在晋中一带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契封商后，商文化应该会沿漳河向南进入今河南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文化政治力量。

　　封商之后，山西与商的关系亦非常紧密。从考古发现来看，首先是发现了与商有关的城址。垣曲商城平面呈梯形，有宫殿区、居住区等。在夏县东下冯也发现了商城，有城墙、仓储建筑等。这两处商城建于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连接晋南与豫西，既是对夏人的防御之地，也是从富庶的晋南向商之京畿运送物资的枢纽之地。在山西还存在大量的与商有关的方国。这些方国或在不同时期归顺于商，或与商保持了对立的姿态。如亘方、唐方、子方、土方、马方、鬲方、鬼方，以及天方等，分布在吕梁山脉黄河沿线与晋中、晋南、晋东南等地。在不同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商代器具。其中以青铜器为最。在长治一带发现的青铜器与殷墟青铜器完全一致，说明这一地区受殷商文化的影响非常突出。在灵石旌介一带发现的青铜器群，与殷墟青铜器有着形制与纹饰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具有明显的商文化特征。在石楼一带发现的青铜器则具有突出的游牧与尚武特征。一些青铜器还刻有铭文。如刻有“丙”字族徽的青铜器，说明这些青铜器为“丙方”人所有。据青铜铭文记载，丙人曾在军事征伐中帮助过商王，是与商有良好关系的方国。商王亦因此而赏赐丙方等等。在柳林高红遗址中发现了商时大型夯土台基。这里应该是一处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的中心。一些地方还发现了商时青铜车具与铜马雕像，说明这一时期车马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活跃在晋西北地区的“马方”“丙方”应该是其代表。

　　商时，山西地区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其中的傅说，出身低下，被商王武丁重用为相。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傅说还是一位建筑学家，使版筑技术得以光大。另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是箕子。他本为殷纣王叔父。因反对纣王荒淫暴虐，被囚禁。箕子善卜筮，精阴阳五行，据说还发明了围棋。后被周封于朝鲜，将先进的华夏文明传播到朝鲜半岛，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总而言之，山西与商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尧的另一位兄弟弃被认为是周之先祖。史籍记载其出生地为山西稷山，后被封于古邰城，在今陕西武功县，号称后稷。当弃还是孩童时就喜好种植，成人后善于相地，知道什么地可以种什么。所以他种地收获颇丰，被尧发现后举为农师，舜命其为稷官，常教民耕种，播时百谷，使天下老百姓改善了生活。据说他是最早种稷之人，也是第一个建立粮食储备库，实施畋亩法的人。由于弃在尧舜禹时期历代均为主管农业的官员，人民颇受其益，被后人尊为农神、谷神。由此来看，后稷本身就是夏之一员，其族民本来就是夏人。这一点也在许多史籍的记载中得到证明。周人自称往往以“夏”为名。如《尚书·康诰》中就说“造我区夏”；《诗经·周颂》中有“我求懿德，肆于时夏”等。《史记·周本纪》就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后稷的生平，认为“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很多学者认为周之源起在山西。如钱穆、许倬云、邹衡等明确认为是晋南。除因弃为尧之农官，应距陶寺不远的客观原因外，考古研究也发现了周夏之间密切联系，主要是揭示出周人在晋活动的重要区域与迁徙路线，发现周与陶寺、东下冯，以及石楼、光社等文化遗存的关系，可以看出周人可能从晋南向晋中以及更北方向迁徙的动向。在灵石旌介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天”之族徽。而“天”族正是周人的标志。在《诗经·大雅》的《緜》中有“自土沮漆”的记载，介绍了周人迁徙的历史。这里的“土”就是土方，在山西石楼县。“漆”是漆水，在陕西武功一带。这就是说，周人是从山西的石楼一带辗转迁徙至陕西漆水一带的。但这种移动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期。在周人的领袖公刘的带领下，逐渐迁移到了“豳”地，发展农业，创制礼仪，受民称颂。后来古公亶父再迁至周原建周国，为商之诸侯国。这为之后周文王、周武王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至周武王时，终于灭商立周，开启了中华文明兴盛的崭新时代。

　　山西与周王室的关系亦非同一般。晋国为周时极为重要的诸侯国。周成王封叔虞于唐，逐渐演化为实力强大的晋国，称雄天下。晋文侯勤王，助周平王东迁，被认为是再造周室的功臣。通过改革、和戎、变法，晋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发展，终成霸业。韩赵魏三分晋，开启战国时代，渐成一统大业。同时，晋之文化科技与经济多有创新之举、济世之功，为周时中华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礼仪制度的完善、价值体系的构建、文化艺术的繁荣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