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俩向各自单位的领导提出结婚申请。领导批准后，就开始给我们准备新房了。

　　因我们俩在一个系统工作，我任教的太原15中有家属宿舍，婚房就由15中解决。那时的15中家属宿舍是一排一排的小平房，给我们的是３排２号。小房约13平方米，一门一窗，没厨房没厕所。学校还为我们配备了一张双人床和一桌两椅，满满当当的，睡觉和学习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我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的属于自己的住房，心里别提多高兴、多满足、多幸福了！结婚时父母给缝了新被褥、新枕头，买了新脸盆、新茶缸，三面墙上贴满同志们送的虎皮画纸写的各种字幅贺联。我俩又张罗买来粉红皱纹纸贴在玻璃上当窗帘，灯泡也用红纸罩着，桌上还摆了高脚玻璃瓶，插上一束塑料红玫瑰……再一看，小屋里顿时溢满了红彤彤、暖洋洋的喜庆和甜蜜。

　　那时，我们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之时，我们就有了住房，这是党和人民艰苦奋斗换来的成果，非常知恩、感恩。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太原城市扩建，拆迁改造旧房。原住活牛市的公婆成了拆迁户，搬进我爱人老许的市政府宿舍区——桃园二巷东六楼的二层筒子楼（现在的秀水购物广场）。新房比15中宿舍“洋气”多了：水泥地，里外间，还有小厨房。这时，我刚生下小女儿，需人照顾，就搬到二巷和公婆一起住。我们住里间，公婆住外间，小厨房舍不得用来做饭，支一张床，成了正上师范的小姑子的闺房。我们捡来些半砖头、废木料，在门口搭了个小厨房，街上有自来水管，可以自己起火做饭了，再不用像在小平房时，吃饭到食堂，喝水从单位水房打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自己动手打了土沙发、小茶几、立柜和书柜。把房间用柜子隔开，窗前摆上沙发茶几，墙上贴上同事赵望进用图画纸写的“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的条幅，半个外间就成了我们的客厅兼书房，竟有了不少文化气息。那时我已调到太原报社工作，老许去了市委。晚上，我们可以各自坐在书房一角，我写稿，他看书，互不干扰。此时，备感天宽地阔，安静舒适。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邻里之间那份亲如一家的温馨。我们这座筒子楼上下两层共住18户，共用一个厕所，一个自来水管，早晚排队打水、入厕，都是拉家常的好时间。各家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平添了几分亲近和关怀。谁家吃什么饭、炒什么菜，坐在家里便闻出味道。吃饭时，人们都会端着碗盘，聚到院里那棵大柳树下，你给我点辣椒，我夹你些酸菜，就像在一个桌上吃饭的大家庭。

　　我和老许工作较忙，常常不能按时下班，邻居大娘就会给我们捅开火坐上锅，有时看见发好的玉茭面，还要给我们把发糕蒸好。最难忘的是1978年，女儿考上大学，成了全院的大喜事，这家送钢笔，那家送笔记本，吉婶帮助拆洗被褥，高姨赶织新毛衣。去上学的那天，全院老老少少都出来相送，鼓励的话飘满街头巷尾。

　　1984年，女儿出嫁又成了全院的盛事。邻居小郭请来两位晋阳饭店的退休老厨师，在院里支起锅灶，我们买好食材，烹、炸、炒、煮全包。楼下的九户邻居家家摆上借来的圆桌、板凳，成了临时“宴会餐厅”，我们请来的亲朋就分坐在各家“餐厅”，户主们既是座上客，又是服务员，酒宴办得红火热闹。路过的行人只看见东六楼在办喜事，却弄不清是谁家在办婚礼。

　　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人们的住房也进一步改善。我们第三次搬家到了旱西关市政府机关宿舍小区。小区是一排排的五层楼，我们住11号楼2层的一处三居室。室内有厨房、卫生间、煤气、自来水。后来，家里还安上了电话，感觉已过上了听说过的共产主义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和人民生活的日新月异，我们再一次搬家了。

　　1994年，我们又搬回桃园二巷，当然已不再是上世纪70年代的筒子楼，而是一座座连体的小二楼了。两厅、双卫、书房；空调、暖气、热水器。我们又购置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电。

　　尤其欣喜的是，楼前还有几平方米的一块小空地。我们见缝插针栽上了苹果树、枣树、山楂树，还找来几苗葡萄种上，在院中央搭起葡萄架，老许认真地浇水施肥，细心打理，几年下来，山楂红了，枣儿脆了，苹果熟了，葡萄架上也结了几串绿绿的小葡萄。金秋时节，来三五小友，葡萄架下放几只小凳，随手摘几颗鲜果，边品尝边说古道今，谈诗论戏，有时也摆龙门八卦。那份乐呵，那份惬意，那种幸福和满足，更让人有了深刻感受：家是国的细胞。从我家的这四次搬家，亦看到了国家的步步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