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介绍了华夏文明的形成。但是，华夏文明与中华文明是什么关系？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中华文明的呢？下面我们再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但华夏文明并不等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比华夏文明所指更为广泛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华夏族群一直处于生产力发展比较高的层面，其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对其它族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吸引他们逐渐融入华夏，认同华夏文化，成为华夏族群的组成部分。这可以从许多史籍的记载中看到。如匈奴族群，生活在北部草原地带，从事游牧生产，对中原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不同于华夏，而是说自己是夏后氏之苗裔。也就是说，匈奴人认为自己是夏后，也就是夏的后人，只是不在中原生活，迁徙到了北方草原地带。

　　还有一种情况是，原来并不被认为是华夏的族群后来成为华夏。如周人，本为黄帝姬姓之后，长于农耕。无论其生活的地区，还是从事的生产，均为华夏。但他们从晋南一带迁徙至北方，奔走于戎狄间，与游牧族群生活在一起，从事半耕半牧的生产。后来在古公檀父的带领下回迁至渭河流域的周原一带，重新从事农耕，并得到了发展壮大，终于克商兴周，继承中原正统，成为真正的华夏。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演变中，华夏族群不断扩大，融合了东方、北方、南方，以及西方等各地不同的族群，形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其文明也吸纳了本来并非华夏地区、华夏族群创造的文化，显现出更为强大的活力与创造力。如果简单用华夏文明来概括，就会使人误认为是原生的古华夏文明。而用中华文明来指称，就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中华”之“中”，源于“中国”，是据有“地中”天意与帝王之都正统含义的表达。“中华”之“华”，是“华族”所造之崇高文化、高尚文明的指称。其含义应该是能够代表天意的具有发达文化的正统之民。而这一民族及其文明之形成，应该在周时。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要说明的是周克商之后，其治理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在《左传·昭公·昭公九年》中有一段关于周之疆域的记载。詹桓伯对晋人说过到这一问题。其大意是周自夏，以及后稷，魏、骀、芮、岐、毕，是周的西部疆域。就是说，从夏以来，周就在西部这些地区活动，直至今天。到了武王克商后，周之疆域向四方拓展。东部疆域有薄姑、商奄等地，南部疆域有巴、濮、楚、邓等地，北部疆域有肃慎、燕、亳等地。这里所说的是武王克商时周之疆域的大致范围。我们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简单介绍一下其疆域的四至。

　　在北方，最远的考古发现是燕国，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在太行山东麓如邢台、涞水等地；太行山西麓之翼城、绛县、曲沃、洪洞、长子、黎城等地均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遗址。在东方，最远的封国是齐国，在青州凤凰台等地有遗址发现，可见其势力拓展至山东半岛一带。在南方，西周最远的封国是鄂与曾，大约在今随州一带，说明其势力范围已经拓展至长江一带。虽然周并没有在其心腹之地渭河流域分封土地，但其在西部的影响至少拓展到甘肃天水一带。这一描述与前面《左传》的说法还有不同，但这是用考古发现来证明西周的疆域，并不是实际存在的情况。

　　周朝大概有800年左右的国运，终于被秦取代，成大一统之势。期间经历了各种变化，其控制疆域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扩大。特别是进入东周，更多的诸侯国被纳入其势力范围。如楚国、吴国、越国等。而在北方，控制区域也在不断拓展，一直进入草原地带。在疆域拓展的同时，各地的文化也进入中原地区。它们相互作用交融，使中原地区的文化显现出丰富性。如果仅仅从周王朝控制的疆域而言，夏商均难与之相比。这是在周时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

　　在这一变化中，山西有什么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山西古称晋。而晋就是周王室之重要封国。“桐叶封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说的是周成王与自己的弟弟叔虞玩耍，说“要封叔虞”，事后却并没有当回事。但是周公却说“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就把叔虞封于唐国，也就是后来改称为晋国的地方，在今天的曲沃、侯马一带。这是史书上有记载的。但是从周克商之后进行的分封来看，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周克商之后有一个如何控制局势、巩固政权，对国家进行治理的问题。周虽然没有灭绝商的官民，但仍然有一个如何控制这些殷商遗民的问题。其分封国土就体现出非常重要的政治谋略。其中最重要的是齐、鲁、卫、晋四国。如把周武王的老师姜太公封于商之盟国薄姑与莱夷一带，建立了齐国；把周公旦之子伯禽封于商之盟国奄，建立了鲁国；把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封于卫国，以统领殷商遗民。可以看出来，这些分封都是用周王室最信任、最重要的人来管理过去与商殷关系密切的地区，以防止其对周不利的事情。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封，就是把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封在唐国，就是后来的晋国。所以，封叔虞于唐，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有战略意义在内的。晋地处黄土高原，对高原之下的地区成俯视之势，亦是防范高原北部游牧族群的战略要地。因此周王室需要有一个对周忠诚、能力非凡的人来晋治理。实际上由于晋所处的地理位置有非常特殊的作用，北防游牧族群南下，南控宗周丰镐、成周洛阳之安危。同时，晋南地区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极丰，亦是供给中央财物的重要地区，无论战时、和时，其战略地位都极其特殊。

　　在疆域的拓展中，晋国的贡献也非常大。这主要体现在与西部游牧族群的关系上。东周时，林胡、东胡、娄烦等对赵形成挤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军制，使周之军事实力大大增强，迫使诸胡退回草原，周之疆域亦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最早修筑的长城有赵长城、燕长城，其军事目的均为阻挡游牧族群南下。这时赵的疆域已经扩展至草原地区，农耕生产也越过了雁门关，向更北的区域延伸。这当然是周时发生的重大变化。相对于商来说，虽然商也十分重视对河东地区的经营，在垣曲等地建有城防。但其国力渐弱，呈收缩之态。晋地之防护屏障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总的来看，周时，由于其国力的增强，文化的发展，控制疆域不断扩大。不仅拥有传统的中原地区，而且在此基础上向四方拓展。在其控制的疆域范围内，不同生产方式的族群对中原的认同进一步增强。这种认同，虽然有政治权力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