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区的艺术创作丰富生动，多有开创之功，是中华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约距今2万年左右的沁水下川遗址中，发现了众多的遗存。其中的琢背小刀是其代表性器物，显现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并能够用比较复杂的工艺来使器物更加实用美观。据专家研究，这种工艺应该是从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过渡的细石器阶段。其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了间接打制法，多有将打制成品装在骨柄或木柄之上，成为复合工具。与此时间相近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中，除发现有类似的器物外，还发现了两幅岩画，由赤铁矿之赭红色所绘。其中一幅类似于耕作，另一幅可能是舞蹈。画作上下以规则的圆点来表示天地，应该是有关人与天地关系的一种艺术表达。这些岩画是人类艺术中最早的作品之一。

　　仰韶时期，制陶工艺最具代表性。山西是仰韶文化的重地，亦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渊源之地。这些陶器上的绘画图案不仅具有典型的文化含义，亦是先民的艺术创作。在大量的彩陶图案中，一种抽象的花瓣圆点形象被视为“花”的代表性构图，是“华族”的文化标识。这种花被称为“西阴之花”。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数件彩陶龙盘，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其中多有礼乐器。如璧、琮、环、管、钺、圭、佩、覆面等。尤以玉琮、玉覆面最具代表性。这些均显现出陶寺时期玉器制作工艺的特色，以及与其它地区文化的联系。

　　秦汉时期，绘画艺术出现了新的高潮。特别是广泛将绘画艺术用于宫室屋宇与墓葬，突出了政治伦理教化的功用。在平陆枣园的汉墓中，所存壁画描绘了牛耕与耧播，是中国最早表现农业生产的绘画作品。在吕梁离石发现的汉画像石亦为当时极重要的雕绘作品。据专家研究，认为这些作品对奠定中国画的基本规范有重要意义。其作或表现仙境，或描绘人间，质朴豪放，古拙灵动，存留有丰富的历史信息，被誉为是“无字的《汉书》”。

　　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交往日见频繁。特别是平城大同与别都晋阳国际化程度极高。至唐时，以晋阳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十分兴盛，往来商旅教士络绎不绝。东西文化之交融进入新的阶段。在北齐时期的娄睿墓与徐显秀墓壁画中，以及九原岗墓葬壁画中，绘画风格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就是采用了由西域传入的“晕染法”来表现人物，使形象更具立体感生动性。画面之明暗对比、冷暖搭配更注重透视层次，在形式上卷轴画的特征更为明显。这些艺术表现手法为隋唐绘画艺术的全面繁荣准备了条件。最重要的是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以其恢弘气象融东西方艺术之精华，被誉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的“云冈模式”。其石窟形制、石雕风格，以及整体布局与技术运用，对敦煌、龙门、大足等石窟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人类艺术之精华。

　　唐人张彦远，山西临猗人。所著《历代名画记》对绘画理论进行了讨论，并记述了历代画家372人，是一部对中国绘画理论与绘画历史进行系统总结的重要著作。唐末五代时，河内沁水人荆浩，别名洪谷子，隐居太行山谷，观山测象，内化自然，为北方山水画派开山之祖。荆浩还著有《笔法记》，为山水画理论的经典之作，提出了气、韵、景、思、笔、墨之“绘景六要”。代表作有《匡庐图》《雪景山水图》等。其作有笔有墨，水晕墨章，大山大水，开图千里。

　　至宋，祖籍太原，后迁居襄阳的米芾以文人山水画著名，被称为“米氏云山”。其子米友仁，画风随父，人称“二米”。二米绘画造诣为人称道，画艺亦自成一格。此外，宋时祖籍河中今永济之马远、马麟父子，以及马氏一族，影响颇重，尤以马远影响最大。其画作取舍大胆，长于描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被称为“马一角”。金之晋籍张公忠、姚拟等，元之朱好古、高克恭等法前人而不拘，自成一体。宋之并州人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录》一书，有史论、画传、画事三部分，对唐、五代、宋、辽时期284位画家之作进行了研究，被视为《历代名画记》之续篇。金元以往，山西地区寺庙壁画多有遗存。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永乐宫壁画布局精当，结构恢弘，人物众多，被视为中国壁画艺术之光辉篇章。特别是其《朝元图》，笔力非凡，层次鲜明，为中国古代壁画的经典之作。洪洞广胜寺壁画是元时社会生活的缩影。其中的《朝神图》《祈雨图》，以及表现元杂剧的作品最具代表性，是中国壁画艺术的瑰宝。

　　与绘画艺术相关的书法艺术在山西地区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中，有朱书文字，专家解读应为“文”与“尧”。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朱书文字，反映出汉字进入了成熟阶段，亦体现出书写工具的进步与变化。在今侯马亦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盟书，朱书在玉石片或甲骨上，约有5000余件。其形体基本完整，字迹依然清晰者约600余件。侯马盟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是春秋时期盟誓制度的具体表现。同时，侯马盟书亦极为生动地表现了汉字及其书写形态的发展变化。晋地青铜器多有铭文，这类文字被称为金文。从商至周，以及秦汉，均有金文出现在青铜重器上。周时金文成为书体之主流。最早发现的金文可能是汉武帝时在汾河入黄河口之汾阴地区即今万荣发现的大鼎。此外如栾书缶、晋公盘、长子购臣簠、赵孟疥壶等青铜铭文，风格多样，显现出晋地文字书写艺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至汉末魏晋，河东安邑今夏县卫氏一族多有书家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的卫觊，时人认为好古文，鸟篆、隶草均极擅长。其子卫瓘，书师张芝之草，得其筋骨，有“一台二妙”之誉。卫瓘之子卫恒，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亦在书法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的《四体书势》论及书体、书论、书史，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理论著作。卫恒的弟弟卫宣、卫庭，子卫璪、卫玠均为著名书家。特别是其堂妹卫铄，人称卫夫人，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卫铄出身书法世家，自幼习书，多有斩获。后师钟繇，尤善楷书。传世作品有《名姬帖》《卫氏和南帖》等。卫铄在书法理论上贡献颇巨，著有《笔阵图》。卫铄对中国书法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了王羲之，使之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

　　北魏迁都平城，建立官学，收罗贤达，统一书体法度，初造新字千余。太武帝时颁整齐文字的诏令，要求“永为楷式”。同时，北魏注重任用汉学儒士，其朝廷文诰多由当时的书法家崔玄伯及其子崔浩所撰。平城时期，碑刻兴盛，字体渐变，逐渐形成了一种“体兼隶楷”的文字形态，被称为魏碑体。这种书体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载体。至迁都洛阳后，吸收南方士人书法之风，字体多有新变。融北方雄健强劲与南方新妍奇逸于一体，出现了一种有别于平城时期的魏碑体。自此之后，晋地多有重要的书家。如唐李世民《晋祠之铭并序碑》，刻石于晋祠。其书道劲有力，骨格雄奇，有圣王之气，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以行书入碑之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张彦远《法书要录》亦辑录了东汉以来至当时的历代书法名家之论，是中国最重要的书法理论文集。宋时米芾用笔迅疾劲健，痛快淋漓。明董其昌评其字为“宋朝第一”。其子米友仁之书艺亦极出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