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朝代不知道，就知道很早。”年过六旬的村民记得，圆融寺后殿的山墙和后墙上曾经满墙都是佛像壁画，小时候他们经常跑来玩。“现在埋在土堆里了。”

　　村里的一些寺庙至今香火不断，但圆融寺没有这样的运气。1949年后，圆融寺后殿养过猪，门殿用作仓库。当地人说，要不是做仓库，门殿也早就不在了，荒废会使塌毁加速。明清时包砌的砖墙，虽然有损古韵，但也起到了加固作用。

　　晋城市泽州一中高中地理老师张建军最近偶然知道了这座古寺的信息。2021年9月13日，中秋假期，他跟朋友开车抵达中村，在一片民居中间，找到了荒废已久的圆融寺。门前停着磨盘，墙角堆着瓦片，屋顶杂草蓬勃，天然气管道从屋檐前横越而过。门口上着锁，他们翻门殿窗户进入寺内。

　　他一眼就认出了门殿梁架斗拱中的金代风格，再仔细看，一些构件还有清晰的宋代特征。他在朋友圈记录了那一刻的惊喜：“神秘、神奇的晋东南，今日仍能发现几乎不为人知的宋金建筑！”当天，他把图片发送给高平市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市长李琳，他们结识多年，十几年前就一起寻访古迹。李琳转手将消息告诉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

　　国庆假期一到，徐怡涛与四名同事、学生驱车直奔晋城，他们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宋建筑史料编年研究”课题组成员。2021年10月2日到3日，他们架梯子、飞无人机，全面进行了史料收集、形制记录、三维扫描、木样采集、航拍、访谈等工作。离开的第二天，几十年一遇的大雨从山西北部下到最东南的晋城，所幸没有危及圆融寺。

　　圆融寺并非被遗落在文物户籍之外。门殿的山墙上，贴着“高平市不可移动文物”的铁牌，但牌子上的名字却是“中村春秋楼”。2011年出版的“三普”成果《晋城文物通览》里记载，这个“中村春秋楼”指的是圆融寺里的东朵殿，为清代风格。而更为古老的门殿却被普查员忽略了。

　　宋金年代的圆融寺，被以清代春秋楼指代，年代缩短了500年以上，至今未被评为文保单位，原因何在？

　　2007年至2011年，中国开展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高平市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市长李琳告诉记者，当时普查员来过圆融寺，但这个名字已经没人知道，便以清代改建的配殿“春秋楼”为名登记。徐怡涛推测，由于门殿在明清时被包砌了砖墙，看起来不如春秋楼那么“古”，所以被略过了。不论哪种原因，由于没有被评定为文保单位，十多年来，圆融寺没受到特别关注。在这期间，春秋楼的屋顶悄然垮塌。

　　修缮宜缓不宜急

　　2021年12月14日，张建军第二次进入圆融寺门殿，不停地用相机拍摄着木构件的细部。“你看这个栌斗，下面弯出来一点，像铁轨的截面，这是宋代的典型做法。再看这个，弧度比较小，直直的，就是金代的。”

　　圆融寺现存的形制是一进院落。进门后最先看到的是门殿，结构基本完好。与门殿隔着院子相对的是后殿，也是规模最大的正殿，已经坍塌。后殿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朵殿，都已部分坍塌，其中东朵殿就是春秋楼，清乾隆时扩建。朵殿与门殿之间，连接着东西配殿，东配殿尚在，西配殿已不存在。

　　他分析得很准确，栌斗也是徐怡涛断代最重要的证据之一。门殿里的八个栌斗，六个是宋代中后期形制，两个是金代形制，说明金代重修时替换了两个。另外，学名四椽栿的两条主梁，被切削成四四方方的形状，这也是北宋常见的做法，金代以后基本都维持原木的形状。

　　这些细微之处，是为古建筑断代的密码。北大团队判断，圆融寺门殿应始建于北宋中后期，金代中后期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檐下斗拱被全部更换，但保留了部分宋代构架。明清重修时，全面更换了屋顶瓦作，屋顶形式也由繁复的歇山式改为比较简单的悬山式。徐怡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古建断代的证据，是使用形制、尺度、文献、材料和碳十四测年等交叉互证。2021年10月份从高平回来后，实验室的树种检测已经出了结果，圆融寺使用的材料包括榆木、松木、杨木等，树种检测与形制断代也互相印证。

　　圆融寺里保存的三块石碑，也为探究其身世提供了线索。三块石碑都明确刻着圆融寺的名字，在“三普”时却被普查员漏掉了。其中一块1911年立的石碑提到，“中统三年（1262年）”已有关于圆融寺的记载。“中统”是元代建立之前大蒙古国的年号。

　　徐怡涛认为圆融寺之前的漏判或错判并不奇怪，文物断代错误全国都很常见，甚至国保都有不少错判再修正的例子。

　　2021年11月，山西省文物局来考察、测绘过以后，圆融寺的保护旋即提上议程，但启动修缮尚待时日。贸然动工既不符合规程，也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屋顶是维持明清改建的悬山顶，还是恢复宋金时期的歇山顶，此类问题现在还存疑。悬山顶两侧没有屋檐，歇山顶屋檐则四面如伞盖伸出，规格更高。

　　“修古建，最大的逻辑是保存它的历史价值。”徐怡涛说，比如说圆融寺，主体改建于金代，却有北宋遗风，“如果全部按金代去修，不就把价值修低了吗？”

　　高手在民间

　　其实，那座被“修坏”的寺是张建军的家。

　　张建军的微信名就是“崇寿寺”，这是晋城泽州县一座鼎鼎大名的古寺，汇集了唐代经幢、宋代大殿和北魏造像碑。放在建筑史中，崇寿寺大殿是晋东南建筑从地方做法到《营造法式》官式做法转变的节点性见证。1975年，张建军就出生在寺里。解放前，爷爷带着全家住进崇寿寺厢房，成为看庙人，2008年后张家才彻底搬出。“文革”中有人跑进来要拆庙，要不是他爷爷拿着石头跟他们对峙，庙就被拆了。

　　2004年五一，张建军正在家里打麻将，两位古建爱好者从华东来到崇寿寺考察，他推开麻将当起了讲解。后来他成了两人的长期向导，每年随着他们下乡。“那时真是受到刺激，”他说，“人家外地人大老远来看山西的古建，我们本地人都不知道，觉得惭愧。”他决定把寻访古迹当作一件正事来做。

　　他花了两个多月工资买了一台佳能卡片机，给古建拍照，硬着头皮啃专业书，对照实物一个个记建筑术语。他的寻访专注在晋东南，也就是晋城和长治两市。

　　现在，他已经是国内著名文物古迹爱好者团体“斯飞”小组的成员，这次与他一同发现圆融寺的梁颂，也是核心成员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说，政府和专职人手不够，有些人专业性也不强，凸显了既有热情又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民间力量的重要。“有些人没有功利性的诉求，还有钻研精神，做些记录发到网上，不就相当于一个数据库嘛。”他不吝赞赏，“这对我们的考察研究也是有帮助的，有时候我们也看他们的材料。”

　　这些民间人士，逐渐成长为山西文物保护中一支力量，已经有好几件值得称道的成绩。

　　当地一群文物爱好者建了一个微信群，叫“上党营造社”，上党是秦代晋东南的古称。2017年，群友张波往群里扔进一则新闻，说高平北诗镇正在搞街道改造，那里有座元代民居门楼可能保不住。张建军和“斯飞”小组成员立马发朋友圈呼吁，当晚，事情就受到上级文物部门关注。第二天，他赶过去看，发现门楼安然无恙，附近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群小人物也能引起官方注意。

　　全国“三普”结束后，他找来一本晋城“三普”图录偶尔翻看，竟发现好几处断代错误。他反映之后，其中几处后来被评为省保。“‘三普’只是打了个基础，肯定要逐步修订完善。”李琳说，“这时候，张建军老师这样的民间力量就非常牛。”

　　徐怡涛觉得，圆融寺的发现，实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前一半：民间人士发现，报告政府，政府核实后，学术力量介入。如果接着能够在价值发现的基础上进行修缮，让文物价值固化下来，就完成了后一半，成为一个理想的文保模式。“这是个特别幸运的事儿。”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