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觉得，诵其诗，读其书，则会更知其人。
我对李琳之先生可谓是略“知其人”的。他就读于山西大学哲学系，先后取得学士与硕士学位，他精力充沛，经历丰富，卖过别人的书，出过别人的书，又井喷般地写出了自己的几部大著作，还写出不少具有轰动效应的时评文章。
但是，只有在读了他的书之后，才对他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他的学养，他的情怀，他的品位，他的志趣，看了他的书就会更具体更丰满地呈现出来。
李琳之在他的新作《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出版）中说，他研究前中国时代，利用了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并辅之以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研究方法。
在此处他没有说运用了什么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但哲学专业的功底使哲学的方法论已经内化在他的整个创作之中。事实上，他在书的后记中也明确说道：“由于上古史研究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即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用全面、联系的观点来看待研究对象，同时要求研究者具备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李琳之正是运用他掌握的哲学的逻辑的思维方式来甄别、选择、分析、综合既有的史料和最新的考古成果，而完成他填补空白的大作的。
他没有用社会形态五分法的教条，把炎黄时代描述为和谐的美好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如实地展现了逐鹿之战、炎黄之战的惨烈：“你来我往，刀光火影，尸横遍野，血流漂杵。”这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的以论带史，正是他取得突出成果的根本所在。
一位德高望重的智者说：“要从世界看中国。”这一高见，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适用于昨天与前天。
当代世界浩浩荡荡的大潮迟早会裹席中国。
对于古中国或上古中国的了解，也不能离开对世界整体面貌的观照。因为虽然古代全球各大陆并无多少交往，但世界文明却有着某种程度的共振。比如古代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出现了几个不同的文明轴心，出现了苏格拉底、释迦牟尼与孔子等大智者，就是明显的全球文明共振的表现。古代是这样，远古代也可能有着类似的文明共振现象。
正是这种哲学专业赋予的宏观的、整体的、联系的思维方式，让李琳之把握住了研究对象的广度与深度。
为了研究中国由炎黄开启的上古时代，在前言中，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公元前4000年至前2300年，无论是对中国而言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进入文明历程的一个关键时段。”在简要介绍了公元前6500年至前2000年间两河流域及北非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这些世界文明总体的发展状况之后，才进入前中国时代的主题：“在东亚大陆，公元前4000年至前2300年，正是政治意义的中国诞生以前的‘胚胎中国’孕育时期，或者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成时期，我称之为‘前中国时代’。”把前中国置于世界整体文明的大背景下，纳入世界文明共振的大潮流中来横向观照，就使得胚胎中国的孕育环境具有了宏观的厚度。
上古中国的历史本属于传说，要还原为信史，是需要论证的。
比如要说黄帝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传说，就得论证。而论证，就要有可靠的历史证据，还要有可靠的逻辑推论。正是哲学专业赋予的宏观的、整体的、联系的思维方式与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让李琳之能够广泛采集考古发现的诸多新成果，综合整理，把传说中的上古中国奠定于接近事实的基础之上。正如张继红先生所说：李琳之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半坡、后岗一期、西阴、大汶口、红山、凌家滩、良渚、屈家岭和龙山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族属之谜，梳理出了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交往、冲突和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1700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
这些考古发现的场景术语，对没有接触过考古知识的我来说好像天书，原来是闻所未闻，而李琳之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有的页面，几乎每一句话都有考古文献出处，都有引用注释。那得下多少功夫才能做到啊！收集资料、梳理资料、甄别资料、选择资料，不是长期积累，艰辛探索，深思熟虑，怎么可能轻易得来！
叶嘉莹先生讲唐宋诗词，运用了西方符号学的方法论。一个语词或者语言符号，可以有其理性认知的意义，也可有联想的引申的意义。在李琳之《前中国时代》中，关于图腾的论述似乎也是运用了符号学的这一方法论。
神话传说中的大部分语词符号，不能在一般的理性认知意义上去理解，而只能从象征意义上理解。如黄帝所部熊、罴、狼、豹、虎、雕、鹰、鸢等这些语词符号，就不能理解为认知意义上自然界的实指对象，而只能在象征意义上理解，即图腾的符号意义。《前中国时代》把考古成果与文献传说风俗结合起来研究，使中国上古史接近历史的真实，所谓“接近”，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信史的程度。李琳之先生在行文中也是极为谨慎的，常常用可能、大概、极有可能等语词，而较少用完全肯定的语词。这反映了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上古史要成为信史，还需要李琳之先生以及后来者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