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生活必需品多要凭票供应，但因为有固定收入，家人每每用高于周边生活水准的“奢侈”行为对我进行关爱：母亲攒布票去供销社买手绢给我做背带裤，父亲专门从城里给我买回最新式的塑料凉鞋，照相馆工作的姐姐为我留下数不清的照片，哥哥们也会偷偷塞给我零花钱。我的童年在浓郁的爱中度过，唯一的阴影是羸弱多病。

　　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有个好处，父母不仅不会对你的阅读目标如临大敌，还会省下钱购买杂书填充书箱。对，没有书柜，存书的是一套顶箱柜，朱红色，上面是箱子，下面是有玻璃格挡的矮柜子。随手一掏，就有奇怪的书出来。四大名著和张恨水的小说，《资治通鉴》和诗词赏析，大唐大清历代秘史……甚至有金庸的整套《鹿鼎记》。默许百无禁忌随便看，但是不许过于沉迷茶饭不思。这种放养式育儿法，使少年的我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敏感与格格不入。现在想来，他们是在有意或无意陶冶子女情操，却让我拥有了阅读兴趣这种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

　　生于上世纪70年代，我们常被评价为“成长恰好伴随了社会巨变，这种变化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变化，更有深入骨髓的精神改变”。是的，我深深感受到了这魔幻一般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以八斤之势出生的我，幼儿时却是一个瘦子，因为餐桌上的食品实在是乏善可陈，冬储白菜酿西红柿酱晒干豆角，萝卜土豆顶多再加个豆腐，就是永远的三餐轮回。父亲出差带回来的蛋卷，姐姐加粮票买的小酸面包，就是最好的零嘴儿。

　　年幼时，母亲过年扯了涤纶、灯芯绒布料，请裁缝缝制。有套橘黄掐边的上衣和蔚蓝小喇叭裤因为款式新颖，至今还历历在目。少女时每周末都去逛街，对所有大商场的上新都了如指掌，但依然没买到合心的衣服，一赌气没参加某个朋友的婚礼。有时也会画图纸请自由市场里的裁缝店缝制，然后被满街追问“在哪买的”。偶尔会想起，给我裁制了白底粉花旗袍的温州男裁缝和暗红真丝对襟衫的瘦高女裁缝来，想问一声，你们还好吗？

　　还有，勤俭持家的母亲每年过年都要添置一样“大件”，有时是28式永久牌自行车，有时是上海牌半导体收音机，有时是18英寸熊猫彩色电视机。于是，她紧张而快乐的神情，在普天同庆的零星炮竹声的映衬下让我记忆犹新。当年我们住在政府家属院，只有两位退休老县长家里有黑白电视机，他们家门外都有一根高耸的生满锈的电视天线杆。年幼的我们为了能看上动画片，经常成群结队去巴结他们家子女。后来，前院的政府食堂有了彩色电视机，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边看边评头论足。初中一年级时，作文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还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高中二年级时家里就装了台价格不菲的座机，一兴奋，我不顾矜持给一个有座机的男同学打了电话，幸好他不在家。

　　那时，在村里放映电影是除社戏之外的又一件大型娱乐活动。在谷场秋凉的夜里，我被邻家婶子搂在怀里看了《神秘的大佛》。进城生活后，父亲送了我一个迷你半导体收音机，“小喇叭”广播成为每日必修课。再大一些，“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迷死了我们一堆少年，大家在食堂餐厅里跟着电视里的费翔又跳又唱。电视剧《渴望》造成万人空巷，未婚的我不仅一集不落看了这部家庭剧，还去裁缝铺做了一件“慧芳同款”上衣。也一集不落看了香港古装武打片《大侠霍元甲》、日剧《阿信》和动画片《花仙子》，打开了审美视野。再其后港台剧一拥而入，剧中人火到头像被印在明信片上贩卖了一年又一年。

　　如今，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们已是中年，大家在各行各业已成为大展宏图的栋梁或兢兢业业的螺丝钉，也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步履艰难的年纪，前不到退休年限无法坐享其成，后有新入职的年轻人时刻将你“拍死在沙滩上”。仔细一想，我们真是幸运的一代，所经受的巨变都是为了让生活越来越好，而生活也果然是，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