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初能够使用的工具，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但在当时而言很可能具有革命性。当第一个使用木棍来挖掘土地的人出现后，就说明人已经知道了工具对劳动的重要性。那时的人类很可能只会使用手边比较方便获取的树枝、木棍、石头等作为自己的工具。现在，能够让今天的人们找到的最早的人类劳动工具，应该是石头制作的工具，我们称之为石器。大约距今二三百万年间的时期，比较具体的说法是大约距今250万年至距今1万年左右的时间内，为旧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石器的制作主要是打制。在距今大约1万多年左右开始到距今约5000多年或2000年左右的时间内被称为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石器以磨制为主，石器的制作更为精细多样，适应更复杂的劳动。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发展进程各异，石器的使用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形态。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劳动生产力得到了较大提高，出现了陶器，以及早期的冶炼铜器，畜牧业与农业形成，文明的曙光闪射出动人的光芒。

　　我国的石器时代有大量的重要遗址。比较早的如元谋石器、蓝田石器，以及后来在周口店、观音洞等地发现的石器。山西地区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全省，不仅数量众多，且文化含量重大，呈现出完整的序列，可为我国石器时代的历史演化提供系统的实证。其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存在时间最早。芮城西侯度为距今243万年左右的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旧石器遗址之一。二是序列完整。在山西还发现了比较典型的旧石器遗址如芮城匼河遗址，距今约五六十万年；临汾丁村遗址、大同许家窑遗址，距今约十至二十万年；沁水下川遗址、朔州峙峪遗址，距今约三万多年至一万多年。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为丰富，品质更具文化含义。三是表现出典型的文化连续性。特别是其中的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自成系列，出现在不同的遗址中，显现出这些石器具有文化上的延续特点。四是影响重大。一些石器的制作技术对其它地区，包括海外不同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如在许家窑遗址中发现了细石器的雏形，至峙峪终于形成细小石器的代表，并对我国北方、东北亚、日本列岛与北美细石器的形成有明显影响。至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类型，是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文化渊源。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火的发现与使用意义重大。就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最早被认为是人类自觉地使用火的遗存是芮城西侯度遗址的烧骨。说明距今243万年左右的时期，火已经被人类控制。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制造火，使用火。在山西地区的其他遗址中也发现了用火的遗存，如匼河遗址中也发现了烧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水井。水井的出现使人们能够远离河流，寻找更适宜的居住地。传说是黄帝时期“始穿井”，目前在考古研究中已经发现有水井的如河姆渡遗址，距今约六七千年。山西地区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多处水井，这些水井虽然不是最早的，却是在华夏核心地区中最重要的，史籍有“伯益作井”之说，应能够与陶寺时期相对应。至少，这一时期的打井技术得到了提高与改进。陶器的烧制技术也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很难证明是什么人最早发明了烧陶技术，但典籍中讨论认为，所谓“陶唐氏”，就与烧制陶器有关。如果这样的话，尧与陶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典籍中也有舜陶于滨河的记载，说明至少在尧舜时期，陶器已经成为较普遍的器具。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山西翼城的枣园遗址中，已经发现了陶壶、陶罐、陶纺轮等陶制工具，距今约七千年左右。这一时间应该比黄帝时期还要早。

　　石器的进步使人类掌握了更多更有效的劳动工具。火的发现使人类掌握了更为重要的技术，走出了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水井、陶器的出现使人类活动的地域大大解放，能够在广阔的土地上寻找生存的居留地。这一切都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也使人口得到了增加，人们需要有更多的食物来满足生活所需，于是出现了以种植为主的农业。传说中的炎帝尝百草、教稼穑，是种植农业形成的原始时代。从考古发现来看，沁水下川遗址中已经发现了石磨、磨棒，以及石镰、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在后续的发掘中也发现了植物种子，说明在距今两万多年的时期，太行山南部已经出现了农业的早期形态，这种农业可能更侧重于采集。大约同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中发现了十余件石磨，在其表面存有野生植物的种子淀粉颗粒，其中大多为粟亚科与植物根茎，这些发现说明了农业由采集向种植的演化。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时期，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粟黍的碳化物，以及大量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器工具，显现出从耕作至收割的农业生产的完整过程，证明这一时期的种植农业已成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这些均说明山西地区是农业由采集向种植转变的重要地区，亦是粟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之后，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化。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井为中心的灌溉系统，出现了“抛荒制”种植法，以及选育优种耕种以提高产量的技术。战国后期，主要的铁制农具已经出现。在山西各地的遗址中发现了众多相关的信息。特别是“精耕细作”的农业形式出现并逐渐形成了传统，种植技术的进步在秦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牛耕、风车、磨坊等已经普遍使用。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科技的研究与进步。宋时，在绛州（今新绛）一带出现了用马壁水淤田的现象，被称为“淤田法”，引起王安石重视而被广泛采用推广。元时，出监寿阳郡的维兀尔人鲁明善撰有《衣桑衣食撮要》，按月份列举每月农家之事，是当时最重要的农学著作。清时，寿阳人祁隽藻著有《马首农言》，是对晋地太行山一带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记录，涉及地势、耕作、水利等诸多农业技术，是我国清末一部极为重要的农学著作。曾任山西巡抚的吴其濬著有《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历史上收录植物种类最多的植物学著作，被认为体现了中国古代植物学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