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老屋后，父亲先后在山西潞城和长治、苏联喀山、陕西西安和湖北襄阳等地工作或学习，与国防军工结下不解之缘。但无论走到哪儿，老屋都是他念叨最多、怀念至深的所在。

　　老屋坐落于离左权县城十好几里的大山深处，是所在小山村中极为普通的一个院落。我去过也住过的老屋是四合院，坐北朝南。进门是照壁；北屋是主卧，南、西两屋也可住人，东屋存放粮食、杂物等；北屋后面是驴棚和茅厕，院子中央有棵老梨树，北屋西房头是通道，可直达另一本家兄弟的院子，院子的东墙头外有羊圈。我1985年回去时，老屋保持得仍然很好，房内的吊顶夏天隔热、冬天保暖，住着舒适。据说除了西屋，院子的里里外外跟父亲小时候别无二致。

　　父亲说，西屋是我大爷从本家兄弟手里买下后重建的，之前的老西屋有地道可通往屋后山坡的窑洞。地道和窑洞是抗日战争时期，村里人在八路军的组织下挖的。窑洞外观隐蔽，通风良好，村里三十多户每家在窑洞里都有固定位置，并备有炒面、水等生存必须品。其实，老屋不仅是村民的避险通道，也是八路军侦查员歇脚吃饭之地。父亲跟常到家里来的史排长、皮肤黝黑外号黑地雷的八路军战士就很熟悉。老屋也是我大妈和村里妇女们集中赶做支前军鞋的地方，一批批军鞋从这里送往自己的队伍。

　　父亲1933年出生在老屋，我大爷是我父亲的亲哥，比他早两年出生。我爷爷和奶奶很能干、脑子活，种地加养羊，父母呵护下的短暂几年是两兄弟此生最感幸福的岁月。父亲三岁时我奶奶去世，七岁那年我爷爷又突然高烧不退，临终前爷爷曾试图将我父亲和大爷叫到身旁有所交代，可两个不懂事的娃娃却因害怕而没敢靠近，爷爷抱憾撒手人寰。两兄弟从此成了孤儿。双亲的离世，使平时胆小怕事、少言寡语的我大爷一夜间长大，当本家长辈们做出两兄弟分开寄养于不同家庭的善后安排时，他坚定地说：“不行，我们不分开！”最后，孤身一人的本家爷爷入驻老屋，带着我父亲和大爷一起生活。然而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偏僻的山村并未逃过日寇铁蹄的蹂躏，几年后本家爷爷因不肯说出乡亲们躲藏之处而惨死于扫荡日寇的毒打，所幸之前本家爷爷已给我大爷娶亲成家。

　　现在看来，当年大爷出于手足情深而“反对分开”的自然反应，不仅保住了兄弟俩共同的家，也保住了老屋。老屋在家就在。

　　父亲离休那年就迫不及待地从襄阳回到左权老屋。那时的老屋刚从人丁兴旺的大家庭重新回到只有大爷大妈的二人世界，他们的五个孩子也都先后出去参加了工作。父亲的到来，使老屋仿佛时光倒流般回到了44年前的三人世界，兄弟俩一起上地干农活，回家后我大妈已做好香喷喷的饭菜，晚上哥俩有聊不完的知心话语，感受着太平盛世中兄弟间的骨肉亲情。这段持续了几个月时光，因父亲的身体不适而中断，称得上是老屋史上最为温馨浪漫的生活画卷。

　　进入新世纪后，父亲的老屋及村庄被湮没于拆迁的“洪流”。老屋没啦，曾经的家便只剩下了“方向”。早些年父亲亲手制作的木质老屋模型成了寄托，他时不时搬出来掸去灰尘，端详良久。想必此时的模型在其脑海已化作实景老屋，哥嫂等逝去的亲人与往事一并穿越时空、涌上了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