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层面来看，山西地区就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其东西之太行山、吕梁山成为天然的屏障，黄河沿其西部向南再折向东流入大海，形成环护。加以南部的中条山、王屋山与北部的阴山余脉成四合状，使山西成为一个被围拢的区域。同时，在这些天然的屏障之间仍然存在某些可供通行的孔道。特别是在阴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之间，有可进入蒙古高原的路线。这一点极为重要。它使山西地区能够与草原连通，并由草原进入西域。而在山西东南部，又有许多地方可穿越太行山与中条山，跨越黄河，进入关中与豫西之平原地带。

　　在车成为运输工具之前，山西已经是连通西域的重要通道，研究者把这一连通西域的路线名之为“山西道”。山西道早期主要是水运，沿黄河南下进入中原。《史记》的《夏本纪》中有明确的记载，说“贡缪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叟，西戎即序。”司马迁在记录大禹治水，平雍州时划定了雍州之大致范围，确定了这一带的贡赋。雍州一带的贡物要从积石这个地方经水运至龙门，也就是黄河两岸之西河之地，大约在今天的河津一带，然后要集中在渭水的拐弯之处，再送往都城，应该是今临汾陶寺一带。商时，作为运输工具的车已经广泛使用，至周，不仅运输工具得到了极大的改进，道路系统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穆天子传》中记载了周穆王用造父所驾八骏之车西巡的过程，他从平周洛阳翻越太行山，沿太行山沿线至雁门关，然后进入黄河河曲地带，又沿黄河进入西域地区，其返回的路线亦大致如此。而在西周都城镐京，即宗周与成周洛阳之间筑有“周道”，以保证两地之通行无阻，其中可沿渭水东去，过桃林塞，北上进入汾河，或过蒲津渡在今永济北上，沿汾河往太原，再往燕蓟之地。由此看来，山西既具有通达草原地区的出口，亦具有通达豫北之道路，能够连通草原与中原。同时，山西也是从关中往燕蓟一带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行路线并不一致，但却成为由西往东的重要路线。尤其在北京成为都城之后，其东西向的道路更为重要。有研究者根据考古发现梳理了粟特人从西域进入中原再往东行的路线，发现山西正是这一由西往东道路的关键路段。明清时期，朝贡体系进一步完备。西域各国朝贡的目的地为京城北京，他们需经山西出太行山到达。而在山西的考古发现中，有大量西域人活动的遗存，正是这一历史的证明，说明山西正好处于一个南北连通中原与草原，东西连通西域与燕蓟，再往东达辽吉之地的十字路口，是具有中枢意义的地带。这种交通方面的重要性一直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至现代交通的兴起才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当然，并不是说连通中原与西域地区仅此一路。所谓丝绸之路并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状的，从西域至中原不可能仅经山西。无可否认的是，山西地区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汉时，武帝发兵进击匈奴，多从山西出兵，乃为其有通道可达。而匈奴也往往经山西袭扰中原，亦因有交通之便。唐时，中原与突厥、回鹘之冲突、联系亦多经山西，史籍中记载回鹘往长安，要经太原，再南行。而中原往回鹘亦如此。以至于太原成为回鹘信仰之宗教摩尼教的中心地区。其原因就是因为太原为中原与回鹘交通的重要枢纽。这里聚集的回鹘人口比较多，往来商人、使节、军旅极为频繁。明清时期，山西是中原地区与蒙古北元交战、贸易的重要孔道。发生了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除与草原族群之间的战争外，山西是商贸交通的重地。汉唐时期，西域粟特人为最活跃的丝路商人，在山西就发现了大量的显现出粟特文化特点的遗存。当时的蒲州今永济，介州今介休，并州今太原，代州今晋北，以及平城今大同沿线是往来商旅，特别是西域人士最活跃的地区。明清时期，适应守护北边之需，明政府在沿长城沿线建九边重镇，屯军戍守，晋地商人展开戍边贸易，以供军需，亦由此晋商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兴于盐，盛于茶，辉煌于票号，纵横九万里，驰骋六百年，建立了从福建武夷山地区，以及后来的湖南湖北地区至亚洲腹地恰克图的贸易路线。这一路线从福建武夷山开始，经安徽、河南，再沿山西汾河河谷或太行山一线进入蒙古高原，再进入俄罗斯地区在恰克图汇集，经俄罗斯商人做转口贸易进入欧洲更为广大的地区。晋商不仅在晋地的生意红红火火，其足迹亦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以至于东南亚地区，以及俄罗斯与欧洲，成为真正的国际贸易，显现出全球化的强劲态势。而山西，不仅是晋地之商人行踪遍及各地，更重要的是，作为连通中原与草原，进一步连通江南与极北之欧亚地区的中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