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生孩子是不能等的，母亲已经挺起了肚子，家里只攒下一斗小麦，平时不敢吃，磨成面等着坐月子用。当时生产队的农民，天不亮就统一下地，到饭时，有专人将各家的早饭送到地里。麸皮做的窝头，塬上人称“麸娃娃”，送去几个，我父亲中午拿回来还是几个，不是咽不下，是舍不得。麸也是麦子的皮，一斗小麦30斤，磨不下多少皮，我母亲就靠这点东西供养肚子里的我，自己却饿得晕头转向，生下的娃儿像只小公鸡一样。但我自己选了个好日子——6月30日，再晚一天就分不到前半年的口粮了。我奶奶活着的时候，这事被她挂在嘴边念叨了多年，说我是福星，自己带着口粮来的。要说也是，刚会吃奶就能挣口粮了。

　　我记事较早，3岁以后的很多事情至今如在眼前，而最早的一件就跟吃饭有关。那时大妹刚出生，母亲正在月子里，塬上的窑洞都是通炕，一头连着灶锅，一头连着窗台。盛好的一碗面条隔着灶台递过来，我一双小手颤巍巍地端着往窗台那边走——我喜欢把碗放在窗台上，边吃饭边看外面。没想到竟被炕席的接缝绊了一下，一碗面多半撒在炕上，母亲自然很生气，我却不敢吱声，端着剩下的半碗面，趴在窗台上垂头丧气地吃完。我自小乖巧懂事，挨骂的时候极少，母亲后来提及此事，也后悔当时的脾气。

　　但糟蹋一碗白面条，在那个年代的确不是等闲之事。印象中，村里很多孩子都因同一个原因被大人“拾掇”过：总在有人来串门的时候喊饿，庄稼户脸面薄，不能只给自家娃吃，但粮食又金贵，外人吃一口自己就少一口，于是客人一走，当妈的少不了给娃儿长长记性。“不给饭吃”是那时家长们威慑孩子的手段之一，“不给吃饭”则是现今孩子们折磨家长的利器，果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后来政策松动，有了自留地。村里每块地都有名字。我家的地，翻译成普通话叫“李子树下”。就像谭坪塬早就没了姓谭的人家，曾经地头上的李子树，连我父亲都未得亲见。但这两三分地里长出的红薯，却结结实实地糊住了全家的嘴。栽秧子的时候，父亲刨坑，母亲下苗，我跟在后面浇水，大妹刚会走路，负责捣乱。秋收时一条扁担两个筐，父亲不知挑了多少趟，收回的红薯在窑洞里堆成小山。蒸红薯、烤红薯、红薯干、红薯粉、小米稀饭煮红薯，一直吃到第二年夏天长了芽，人吃不完，猪跟上沾光。

　　说起红薯，还得扯上柿子——两三个冻柿子，一马勺生冷水，是冬天里为数不多的零嘴。但这两样东西我现在几乎不碰。小时候吃惯的东西自然一生回味，但若吃伤了，那就只有反胃，红薯和柿子是短缺年代留在我身上的两块疤。

　　城里的冬天，烤红薯到处叫卖，贵的时候一斤要8块钱。穿着时尚的女孩子们，宝贝一样捧着，等不及找地儿坐下便当街开吃，嘘嘘吹两下，趁热气散开的空当狠狠一口下去，龇牙咧嘴的吃相里，透着不管不顾的神情。每每此时，我总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按价格计算，现在城里的两三个烤红薯，顶得上我家李子树下当时一年的收成。

　　关于红薯的各种吃法，城里长大的年轻一代少不了一句：咋不拔丝呢，多好吃？这样的神来之问，如同历史上的“何不食肉糜”，让人笑过之后还想哭。做完饭的炉灶烤红薯，那是发挥余热，蒸红薯加两瓢水，晒红薯干就加一颗太阳，做红薯粉架起饸饹床，最奢侈的红薯稀饭也就添把小米。拔丝，油和糖在哪里？守着油瓶子糖罐子，傻子才天天啃红薯呢。说到油，我转学到县城之前没见过炸油条，第一次吃油条已经上了初中。说到糖，一般庄稼人连糖尿病都没听说过，只会问一句：“尿的都是糖，怂一天吃的是啥？”村里后来有一个得糖尿病的，那时是县教育局的厨子。

　　这些年，但凡全家聚在一起，话题总会扯到李子树下。比如某年刨红薯，曾刨出一只又肥又笨的地老鼠，不知为啥，塬上人竟管这东西叫“瞎猫”，逮回去裹上泥巴烤熟了，大妹不敢下嘴，我独自美餐了一顿。再如某年，父亲曾在这里活捉了一只偷红薯的野兔，杀兔子吓得我心里发颤，肉还没煮熟，便拖着长长的口水绕锅台转。再如1978年，收了一天红薯的我，一觉醒来发现炕上多了一个小妹，这丫头打小人甜嘴甜，估计跟季节有关。

　　于我而言，李子树下的回忆虽然日渐遥远，却始终温暖。虽说那时家家的光景都一贫如洗，但这算得了什么呢？从饥饿的威胁之下脱身，远比摆脱贫困更具根本性质和转折意义。说到底，贫和富只是活得好与歹的区别，饥与饱却是生死之别。生下来、活下去是一切的前提，然后才有好歹之别。马斯洛所谓的需求层次理论，无非是不厌其烦地证明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而已。

　　李子树下的自留地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坚信，不曾在饥饿边缘徘徊的人，永远不可能真实而深切地感知土地的载物之德。这是短缺年代、自然经济、小农方式共同塑造而成的朴素情感，而如今的过剩年代里，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已经让很多人淡忘了土地的恩情。

　　忘恩必负义。在他们那里，饥饿远在天际，而粮食天经地义。这种欠揍的心理，总让我想起西晋司马家那个说“何不食肉糜”的傻子，如果不是他，西晋也许不会成为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