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省城

　　王安芬

　　1955年，14岁的我从徐沟完小高小毕业。在学校的6年学习生活中，我都是年级前三名，响当当的尖子生，可是我却连考三年都未能顺利升入初中。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和我家的地主成分，影响了我正常升学。

　　就这样，我在生我养我的徐沟东北坊农业合作社当了一名社员。每天听到敲锣，随着农民扛起铁锹挖河打堰，拿起锄头锄草间苗，收割打场，碾米磨面拉牲口……

　　1958年暑假的一天，东南坊的杜守智学长参加我们徐沟镇的文艺演出，在后台交流时，当他得知我既没有上学也没有找工作，很为我着急。他告诉我，晋生纺织厂要办技工学校，招1000名新生，他答应回去给我报名，并让我7月25日去太原考试。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令我有点恍惚，此时父亲被打成右派，在原平劳教，继母负担着5个孩子的学业和吃穿，年迈的奶奶还得参加社里劳动赚工分，家境不容乐观。

　　感谢我的继母，她当机立断明事理，不仅为我借来5元钱，还给我赶做了一双方口布鞋，鼓励我一定要去太原应考。就这样，我花1元钱坐了一天马车来到太原，先投奔我三姑，在她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来到精营中街的晋生纺织厂，经过一系列的考试：考了语文、政治、社会常识，然后是面试、体检。

　　回家等待的日子里，我忐忑不安，而继母却默默地为我准备着被褥和生活用品，她似乎比我还坚信，闺女一定能考上。我终于收到电报：“你已被晋生技校录取，户口粮油关系学校负责办理，8月25日报到，助学金每月15元。”全家为我欢腾！

　　从此，告别家乡，我走出农村，来到省城太原，开始我的独立生活。两年之后毕业，我在纺织厂上班，骄傲地成为工人队伍中的一员。

　　走进初中校园

　　芦培晶

　　1964年夏季，我小学毕业，在等待初中录取通知书的一段时间，我筹划着买支钢笔和一个书包，再买双新鞋。当我壮着胆子向妈妈提出这个要求时，妈妈没给我钱，而是给我讲了一通“家情”。　　

　　那个时候妈妈没有工作，爸爸每月50元的工资养活全家6口人。奶奶在老家，每月定期给她寄回6元的生活费。所剩44元要综合计划全家人当月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各项开支，确实是捉襟见肘。听了妈妈的话我才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懂得了妈妈操持家务的不易，暂时没买成想要的东西。

　　过了两天，我独自去解放大楼转悠，在文具柜台前看到很不错的钢笔，转了两圈没有离开。售货员问明情况后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利用假期去太钢釉子坡渣场捡废铁卖钱，既能买得上钢笔，还能赚得上学费。听了售货员阿姨的话，我茅塞顿开，第二天就去捡废铁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我捡了100多斤废铁，卖了5元多钱。我终于买到了心心念念的钢笔，还把剩余的钱添补了学费。

　　那年的8月下旬，原学校通知我考到了太原九中。开学之日我胸前别着新买的钢笔迈入了初中的校门。当时我家住在解放路上的上北关，距学校有七八里路。家里没有自行车，上下学就凭两条腿走路。不过这也锻炼了我的走路速度。爸爸怕我早上上学迟到，专门买了个小闹钟。早上6点钟闹钟一响，我马上起床，赶紧吃点早饭就往学校赶。夏天还好说，冬季遇上下雪天就遭罪了。每天来回两趟至少走20多里路，遇到上晚自习的时候只能饿着肚子，下学后回家再吃晚饭。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66年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开始，我被迫中断了学业。

　　步行进城赶考

　　韩桂英 口述 

　　安淑媛 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出生在交城县贾家寨一户贫苦的农民家中。

　　1953年，农村开始扫盲，13岁的我才有了上学的机会。妈妈用粗线织了个小书包，借了一块缺角的旧石板，买了两根石笔。买不起课本，就请邻家识字的大哥手抄了一本语文书。在学校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记住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回了家赶紧拾柴禾、下地锄草、坐下纺线。无论我多么努力，家里的活总干不完，三天两头我就得停课回家干活。因为我缺课太多，好多人都认为我考不上高小，哪知我居然考上了五年级，一直到1957年高小毕业，我17岁。

　　当时，我们村有两个男孩子在太原念书，初师毕业就留在太原教书了，我很羡慕他们。我就和几个高小毕业的小伙伴一起商量：听说上师范不要钱，国家管吃、管住、管学费，咱们也去太原考师范吧。大家一致同意：从交城步行到太原去，考师范！我们征得了家长同意后分头准备，打听学校地址、联系落脚住处、打饼子做干粮……半个月后，考期临近，我们出发了。

　　那天，我们天不亮就出发。4个男孩子3个女孩子，推着两辆自行车，车上推着7个人的干粮、水壶、几件衣服和米面。一路上有说有笑，脚步格外轻快。太阳照到头顶上的时候，我们走到了晋祠。我们在一棵大树底下坐着休息，

　　喝水、啃玉米面饼子。不远处的另一棵树下停着一辆汽车，几个工人忙着从汽车上搬下粪桶往稻田里倒，忙完以后也坐在树荫下休息。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从交城步行到太原考学校的，就非常热心地招呼我们上车，要捎我们一段路。我们赶紧把自行车先搬到车上，又一个一个爬上汽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太原的大南门。

　　下了车，告别了好心的司机师傅，大家散开各自寻找落脚地方。我站在街边四处张望，寻找戴铁箍的大烟囱，那是哥哥告诉我的地标，大烟囱下就是晋生纺织厂，他在厂里做炊事员。我努力地四下寻找着，啊！终于看见那个戴铁箍的烟囱了。

　　第二天就是太原第一师范学校报名的日子，我们7个小伙伴来到学校一打听，才知道人家今年不招师范生，只招初中生，这可怎么办呀？唉，既然来了，那就先报名参加考试吧。我们考试完了赶紧回到交城老家，照旧到地里干活、劳动。

　　8月中旬，录取通知书来了，有3个人考中，我也在其中。全家人商量后决定让我上学，我激动地哭了。

　　开学时，我拎着简单的行李到了学校。我好幸运，尽管读的不是师范而是初中，学校还是免除了我的学杂费和食宿费，我打心里感谢学校的照顾。在学校努力地学习了三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太纺子弟学校当了小学教师，一干就是35年。

　　勤工俭学上“刊大”

　　春潮

　　我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回望我走过的求学路，那真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我一出生父亲就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从小学到初中就一直是班里的优等生，谁知临近初中毕业时遇上了“文革”，别说上大学了，就连上高中都成了奢望。我走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但我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要去上大学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好消息传来，《山西青年》杂志社要开办刊授大学，而且不设任何门槛。时刻盼着上大学的我，第一时间就去报名参加了“刊授大学”的学习。

　　报名之后，我马上按照“刊大”的要求，填写了报名表，交了每年3元的学费和十几元的教材费，还订阅了全年的《山西青年》杂志，领取了学生证和校徽，成了一名“刊大”的学生。

　　上了“刊大”自然少不了买书、读书，期刊《山西青年》更是我每月必读的刊物，因为每期杂志上都有“刊大”的课程安排。当时在别的省市也设有辅导站，太原是学生人数最多的，所以“刊大”总校每月都要安排各大学里的老师在能容纳数千人的湖滨会堂进行面授辅导。上课时，湖滨会堂里人满为患，连过道上、走廊里，也都是席地而坐的人。

　　自从上了“刊大”，因为要订杂志，要买辅导教材，虽然每年只需几十元钱，但对当时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而且还要养家糊口的我来说，也是一种经济压力，于是我就想到了勤工俭学。

　　我的办法就是，到新华书店批发些“刊大”学生急需的书籍，在每次面授辅导课开讲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卖完一包书。由于我也是听讲的学生，所以我批发来的书很是对路，很受听讲的同学们的欢迎。诸如，《写作大全》《成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这样我就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销售完批发来的书籍。那时批零差价很低，只有百分之三，虽然每次我只能赚3至5元钱，可这却帮了我的大忙，不仅缓解了我经济上的压力，还从众多同学们买书的热情中获取了强大的学习动力。

　　一开始“刊大”就告诉我们，即使按规定学完所有的课程，也只能给大家发一个结业证，就这也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在我的学友中就有一个我的小学老师，别看他的年纪比我们大十几岁，可那学习的劲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足。于是我就在他的影响下，组织了一个有五六个人参加的学习小组，这样一来，互帮互学的气氛更加浓厚，学习成绩也得到了迅速提高。

　　就在我们上“刊大”后不久，国家就根据广大青年求学的需求，出台了我国的自学考试制度，只要你通过努力学习，学完规定的课程，并取得相应的成绩，国家自学考试委员会就会颁发给你一个全国都承认学历的毕业证，大专毕业以后还可以继续攻读本科，向更高的目标冲刺。我们学习小组的同学们在各自的努力下，一门一门地攻城拔寨，全都通过了相应的考试，圆了大学梦。

　　我也和大家一样，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了大专学历，实现了我人生理想中一个重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