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俩的结婚筹备像是一种地下工作。这儿是大理道松竹里二号楼，在一条短胡同的尽头，一幢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原本是姓高的一家人独住。我们结婚借用了其中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当时我俩两手空空，任何家具没有，可是那天把房子打扫干净，再用拖布把地板拖过，站在空屋中间，闻着清水擦过的木地板的气味，心中忽冒出一种新生活即将从这里开始的兴奋来。我俩相互露出笑容。我从自己家里搬来两件家具，一是小时候使用的书桌，再一件是租界时代的遗物——躺柜，柜门已被砸烂。我便把柜子立起来，用木板钉个柜门装上合页，成了一个别致的小立柜。床是用烂木头架起来的；没有窗帘，便用半透明的硫酸纸糊在窗户上。同昭买了一盆文竹放在改制的小立柜的上边，婆娑的绿叶斜垂下来，这惹起了我们对“新生活”的幻想，跟着便兴致勃勃去到商场，给自己的新房添置了两件真正的家庭物品。

　　同昭是生活的唯美主义者，她用心挑选了两件物品，一台是造型别致、漆成天蓝色的浪琴牌木匣收音机，另一个是小小的夜明钟。于是，一个在废墟上构筑的小巢就这么温馨地出现了。

　　那时，我母亲交给我二十块钱，叫我给同昭做件红褂子。同昭买块蓝雪花呢的布料做件棉袄的罩褂，母亲说哪有新娘子不穿件红的，又拿出二十块执意叫同昭再买块红色的。这样母亲手里可就没多少钱了。同昭执意不要，我却接过钱来，又拉着同昭去买了块深洋红的雪花呢，再做件罩褂，穿了去给母亲看。依从母亲，叫她顺心。

　　结婚那天晚上，同昭的父亲在劝业场附近惠中路上的红叶饭店请我们吃饭。那是一条窄街上一家很小的饭店，店门不过五尺宽，三层小楼，但这里专营的四川菜却做得有滋有味，记得那天“婚宴”的菜有一碟鱼香肉丝，炒得很香，后来只要一吃鱼香肉丝就自然会想起“结婚”二字。当时同昭的母亲住在北京，她弟弟妹妹都来参加我们的“新婚晚宴”。她父亲举起盛着葡萄酒的酒杯轻轻说了一句：“祝贺！祝贺！”跟着六七个酒杯叮叮一响，她父亲送给我们一小束淡粉色、很优雅的康乃馨花——那是同昭最喜欢的花。

　　在我离开家来赴“晚宴”时，母亲给了我一个布包。里边有一套秋衣秋裤，还有内衣和袜子。我出门把这布包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跨上车。一心去往“晚宴”，饭后骑车到新房，忽然发现布包没了，掉了吗？那可是我带到新房的全部家当！是掉了。因此我说我人生的新阶段是真正从零开始的。

　　新婚之夜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美梦，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我们从外边回家、锁车、上楼、开门都是小心翼翼，几乎没有出任何声音。

　　屋内没有炉火，太冷，我感到同昭一直在打颤。我悄悄地吻了吻她的脸颊，她的脸像冷凉的玻璃罐儿。后来，我们睁开眼时天已亮了。没有窗帘的屋子亮得早，其实这时还不到七点钟。我第一眼就看到桌上那几枝插在玻璃杯里的康乃馨，却感觉不到它优雅的美，它精致的花瓣，漠然开放在冻人的晨寒中，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了。

　　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这个过程视作我的一个人生财富，一生都不会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