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或许会说，政府对你两口子够好的，你们怎么老和政府叫板呢，一圈旧城墙，几个城门楼子，拆就拆了吧。士为知己者死嘛。不能这么说，这正是他们的高尚之处，也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生活再好，待遇再高，我也要坚守我的信念。反过来说，正因为政府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才要犯颜极谏，才要陈明利害！

　　我梳理了一下，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2年8月，北京市召集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具体是8月11日到25日（会议的全部时间）中间的某一天，议题是讨论拆除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地点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会场上没有固定座位，运去大批软椅让代表们坐，为了出入方便，留下了几条通道。梁思成没有来，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林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什么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的看法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即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太不方便，每年这两个地方都发生几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决心先把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准备好了，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现在叫林徽因这么一搅和，当时的市长彭真，考虑到这天会场上代表们的情绪太大，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示意立即停止会议，召开代表中的党员开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表决时都要举手同意。代表中的党员代表居多，再开会时，就顺利通过了。这样，一夜之间，两座“三座门”就从北京地面上消失了。

　　第二次是在一次宴会上。时间是1953年夏天，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还有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到了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骑河楼欧美同学会设宴请客，梁林二位来了，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来了。都是考古与古建筑界的知名人士，吴晗是历史学家，也算是考古界的人吧，宴饮间主要谈的是文物保护工作。郑振铎说，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当时林徽因的感情一下子冲动了，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因为她的肺病已到晚期，嗓音都失常了。然而从神情与气氛上看，真是句句中肯，声声深情。这是陈从周在一篇文章中写的。他没有写林当时说了什么，另一位建筑学家吴良镛在一篇文章中说了，说林曾与北京市某领导起过争论，从时间上说，应当是一回事。吴的文章中说，林徽因当时对这位北京市的领导人说：“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第三次是1953年8月20日，地点在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