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荣县”名始于1954年，其年4月9日政务院批准撤销万泉县、荣河县，合并设立万荣县，乃取两县首字为名。

　　脽上·豳·汾阴

　　原荣河县政区在今县西，黄河南下，与汾河并行流经县境。在汾河入黄河口南侧有一道黄土高阜称“脽上”，也称“魏脽”。战国为魏国汾阴邑，以地处汾河南岸而名。秦在此置汾阴县，属河东郡。汉武帝在脽上立后土祠。如淳《汉书注》：“脽者，河之东岸，特堆掘长四五里，广一里余，高十余丈。汾阴县治脽之上，后土祠在西，汾在脽之北，西流与河合。”脽上，本名“鄈”，据颜师古《汉书注》：“此临汾水上，地本名鄈，音与葵同。彼乡人呼葵音谁，故转而为脽字耳。故汉旧仪云葵上。”

　　古志记载：轩辕黄帝祭祀地祇，曾经在脽上“扫地为坛”。虽然黄帝祭祀之事难以考证，但是汉武帝在此立后土祠当必有缘由。钱穆先生认为可能是当地祭祀周人先祖后稷的遗俗，他在《周初地理考》中说：“窃疑魏脽后土，盖承晋人祠稷遗俗，故事流传，至今弗衰。至其地望，容有异同，正如稷山、介山之例。而后稷始穑，其事传述乃在汾水之阴，今闻喜、万泉、稷山、介山一带，迤东及于汾水入河之口，则汉祠后土之所由来也。”

　　我们知道周人一直以夏为正统，自称为夏的后人。实际上后土祠所祀为周人先祖夏禹。后土的人物原型是禹，这在古代文献中已经明确反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后土祠当为古周人祭祀先祖的遗存。

　　由此我们推测，脽上汾阴有可能就是周人首领公刘所建的都城“豳”。如《诗经·公刘》：“笃公刘，于豳斯馆。”《史记·匈奴列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钱穆先生考证：周人在公刘时尚居于河东地区，“居于夏室，决不远在泾渭之间也”。而且“豳”与“邠”是古今字，“邠”又作“汾”，义为“滨汾之邑”。其命名之由和文化渊源都与周人所居汾水之滨密切相关。

　　“汾”的命名又来自这里黄河、汾河并列分流之象。“分”是上古先民对这条河流特点的直观感受，故将河流称为“汾”；将城邑称为“邠”；将脽丘称为“豳”，从山豩声。“豳”的异体字也有将中间两“豕”写作两“水”或者写作两“分”，以表示其一山中分两水的意象。古代还有“汃”字，是“汾”的古字，字形更像这里两河分流的景观。

　　后土祠的兴衰

　　汉文帝后元年（前163）方士新垣平称：“周朝的宝鼎遗失在泗水中，黄河水通泗水，臣望东北汾阴有金宝气，可能周鼎要在那里出现。”于是汉文帝派使者到汾阴临黄河建立祠庙，想用祭祀发现周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人见汾水旁有光芒如绛。元鼎元年（前116）“得鼎汾水上”，因改元“元鼎”。四年，汾阴民巫锦得大鼎。冬十一月，汉武帝“东幸汾阴”，建后土祠“于汾阴脽上”。五年六月，在后土祠旁发现宝鼎，因作《宝鼎之歌》。

　　关于脽上的历史《水经注·汾水》也有详细记载：“又西至汾阴县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汉书》谓之汾阴脽，应劭曰：脽，丘类也。汾阴男子公孙祥望气，宝物之精上见，祥言之于武帝，武帝于水获宝鼎焉，迁于甘泉宫，改其年曰元鼎，即此处也。”

　　汉武帝曾先后五次到汾阴祭祀后土，在后土祠建造了行宫万岁宫，并写下流传千古的名篇《秋风辞》。其后汉宣帝三祀；汉元帝三祀；汉成帝四祀；东汉光武帝一祀；唐代开元中三祀，并于“开元修庙，规模壮丽，同于王居，号奉祇宫”。北宋开宝九年（976）“徙庙稍南，遣官祭祀”。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亲自赴汾阴告祀后土，“修祠倍增壮丽宏钜，为海内祠庙之冠”。明代以来，后土祠由“并葺于官”改为民祀民修。

　　明末黄河主流摆动日渐频繁，隆庆四年（1570）黄河改道东移，汾河入黄口也北移至河津县葫芦滩。万历末年，黄河冲毁汾阴护堤，古老的汾脽大部浸塌冲没。清代顺治十二年（1655）黄河决口，“后土祠为所沦荡”。康熙元年（1662）黄河再次决口，汾脽及脽上古迹全部泯灭。同年，荣河知县张锡文用旧祠所存木材构件在庙前镇北重建后土祠。同治元年（1862）黄河又决口，后土祠尽毁。九年，另择“阎村村北高阜上”重建祠宇，即今所存的后土祠。

　　古脽上的汾阴城故址在今后土祠西北约0.5公里处。因黄河数次冲毁，地面淤积遗迹无存。城址东南台地上为汾阴古墓群，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荣河县及县治变迁

　　秦在脽上置汾阴县，汉、魏因之。西晋永嘉中，刘渊踞河东废汾阴县。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复置汾阴县，属北乡郡，并将汾阴县治迁至汾脽以南九里处，即今宝井村。隋曾属蒲州、河东郡、汾阴郡。唐代属泰州、蒲州。开元十年（722）“治汾阴庙得宝鼎”。十一年，以地得宝鼎之祥，改汾阴县为宝鼎县。《旧唐书·玄宗上》：“（十一年春正月）壬子，祠后土于汾阴之脽上。改汾阴为宝鼎县。”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宋真宗祀后土有“荣光幂河之瑞”，再改宝鼎县为荣河县。“荣光”是黄河上空出现的一种自然天象，自古就被当作“有国之庆”和“为君之瑞”。最早的荣光故事出现在黄帝和帝尧接受龙马河图的传说中。《水经注·洛水》：“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帝又修坛河洛，择良议沈，荣光出河。”记载了黄帝巡视黄河、洛水接受了《河图》《洛书》。后来帝尧又修筑祭坛致祭，河上出现了荣光，瑞气弥漫，龙马出河图，上有星座分布，有理政之法，授予帝尧。

　　唐代河东籍的文学家吕温在《荣光幂河赋》中这样描述荣光的景观：“浊色既变，荣光乃起。乍若烛龙喷焰，上腾钟岭之云”“时则纤埃不惊，和光充盈”“焕其炳兮，五色斯呈”。古人把黄河出现荣光作为盛世的标志，将“荣河”县名作为对时和世泰的祈望寄托，表达了华夏民族对母亲河的审美与崇拜。

　　原来的荣河县城在今宝井村，地处峨眉坡与黄河滩之间，东高西低。明代黄河主流东侵，直抵城西门。正德、嘉靖、隆庆间黄河泛涨，数次“水溢入城”。崇祯十二年（1639）在城西门内加筑西城墙，“弃旧城于外”，又将后土祠宋代铁人移至西门外以镇河患。民间由此产生太原晋祠铁人夜遁黄河的传说。清初黄河距城西门仅七十步。乾隆四十八年（1783）黄河入城。嘉道间河道西移，水患暂息。光绪末黄河又东移，频繁为灾，荣河县城四处积水，建筑浸塌，县治功能尽失。

　　民国初遂有迁治之议，并拟定迁移地点为北乡冯村，即今荣河镇。冯村在峨眉原上，地势高平，俗称“坡上”，而且明清以来位居南北交通要道，为境内主要商贸集市之一。1920年12月，荣河县公署迁往冯村。次年，创建新县城。新城“城周三里又一百六十八丈”“城门凡四，南曰迎薰风，北曰望龙门，东曰仰泰岱，西曰瞻豳岐”。1954年万泉、荣河二县合并后，改为荣河镇。

　　而古荣河城自县公署迁往冯村后废弃，改名为“宝鼎镇”。其后又遭受了1923年、1933年、1940年、1942年四次大洪灾，城内居民陆续向东门外高地搬迁，形成了今天的宝井、龙井、金井、中井等村。现在老城遗址位于宝井村西，遗迹呈长方形，仅存东城墙残段，它经历了汾阴、宝鼎、荣河三县近1500年的历史变迁。

　　薛通城与万泉县城

　　原万泉县始置于唐武德三年（620）。时天下未定，北方割据势力刘武周、宋金刚在突厥支持下“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唐王朝遂划稷山、安邑、猗氏、汾阴、龙门五县边地组成万泉县，意在凭借孤山之险以制其势。因县境孤山一带多井泉，故名“万泉县”，县治设在孤山北麓的“薛通城”。

　　薛通城创建于北魏天赐五年（408），其时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称大夏天王、大单于，欲侵河东，汾阴人薛通率领宗族在孤山下筑城自保，故名。唐代万泉县隶泰州、绛州、河中府。五代、宋代仍属河中府。金代属荣州。蒙古至元三年（1266），万泉县以户不足一千，被废入猗氏县。十四年，县人皇甫祐以原万泉县“户数满千，诉于省部”，呈请恢复万泉县。十六年，准予复置万泉县，并重修万泉县城。万泉县城“周五里十三步”，历代多次修葺。明隆庆三年（1569）重修四门城楼，命名“东曰挹翠；南曰向明；西曰承晖；北曰拱极”。县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东、南、西街属崇德坊；北街属齐礼坊。因长期战争损毁，到1949年万泉县城街市已经趋于衰落。1951年5月万泉县人民政府迁驻解店镇，重建新县城。万泉城旧址今名万泉村，现存东、南、西城墙残段，墙体夯筑并以石头垒砌。城内四街犹存，均为居民住宅。名胜古迹有文庙、惠民池、方山书院旧址、风水塔、万泉清代民居。

　　历史上万泉县是山西省水资源最为贫乏的地区，素以“土厚水深”“井深路僻”著名。过去各村水井深度多在200米左右，丁樊村、冯村一带井深竟能达330米。老百姓饮用水主要靠泊池、水窖积蓄雨水来解决，并养成惜水如油的生活习惯。民间因此有“万泉没泉”的谚语。

　　唐代建县之初，以城南孤山山涧中地多涌泉而取名“万泉县”，实际上也是对水资源的一种渴盼。孤山的泉水主要是降雨储于岩层渗出和涌出地面而形成，泉眼虽多，但是流量甚微。较著名的泉水有暖泉、圣水泉、双泉、槛泉、漉漉泉等。每逢大旱之年，四乡百姓们要奔走数十里到孤山汲水，景况至为艰难。直到上世纪70年代引进打深井技术后，这里的人畜饮用水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今万荣县城解店在历史上为万泉、稷山、河津三县间的商贸大镇和交通枢纽。因盐运大道经此，形成十字街和店铺集市，以解姓聚居故名解店。明代筑解店镇土城，周围二里许，开南、北二城门。1951年始为万泉县人民政府驻地。1954年为万荣县人民政府驻地。现在县城建成区面积约13平方公里，经济以商贸物流、绿色无公害有机种植、旅游业为主。名胜古迹有飞云楼、东岳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