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傅晓玉交给我一个洁白的信封，封面上写着五个大字“交杨进同志”，字迹平稳、遒劲。对于我来说，很亲切、很熟悉。当年，我的许多当日新闻、许多获奖作品就是由这遒劲的字体在办公桌前一遍又一遍改出来的。回家路上，我迫不及待，急急地打开信封，是三张黄黄的马莲纸，一开头就称我是“老同事”，语句平实、谦恭，没有一句虚话，也没用一个形容词。说我的工作时，用了唐人杜甫的一句诗“彩笔昔曾干气象”，他称我是一个“好记者”。

　　不知道底细的人还真认为老傅确确实实是我的“老同事”。哪里的话，他是我的老领导，我跨入新闻界的引路人。我没有喊过他“傅总”或“傅老师”，我也和大家一样叫他“老傅”。那天，我去他家看望他，说到激动处，我对老傅说：“没有你，我当不了记者。我永远是你的兵。”我对老傅说，退休后，我将过去写的书评归纳了一下，出了本书，叫《自珍集》。过两天，我还想把以前写过的新闻编个集子，暂时取名《芳草集》。老傅说：“不要把所有的新闻都收进书里，那样的话，没人看。要有选择，要有重点，把当时的背景、社会影响和你的感受写出来，这样才有意义。一篇不落，一个字都不改，全部收进书里，你让谁看呢？”

　　听了老傅的话，我感到很亲切，心里暖暖的。他今年84岁，我65岁，彼此相差19岁。我是他的一个老学生，他永远是我的先生，虽然我当着他的面没有说过。如今，他还像30多年前一样，还是那么认真，还是那么循循善诱。闲聊的过程中，他说：“当年你写的送奶工往牛奶里兑水的报道，我现在还印象深刻。”那是我1986年7月写的，当时我27岁。我感叹。一篇几百字的报道，38年后还让老傅铭记在心，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老傅，谢谢你，谢谢你和我提起这件事儿，我这个老记者没有白当啊。

　　如今，有两件事情，我记忆犹新。一件是我进报社面试时，考官让我评价《太原日报》和《太原晚报》，我没有一点思考，脱口而出，说了自己的想法。走出考场，一张姓记者听完我的叙述，就和我开玩笑说：“两位考官都是办大报的，你当着人家的面点眼药水，赶快收拾收拾行李，回家吧。”顿时，我忐忑不安。我径直去敲老傅办公室的门。我说明来意，老傅微笑着说：“没事儿！老陶（陶厚敏，时任太原日报社副总编辑）的心眼儿还不至于那么小。”当时，我好像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还有一件事儿。那些年，社会上出现“下海潮”，我也跃跃欲试。一天晚上，我去老傅家请教。老傅听过我的叙述，一字一顿地说：“不敢说报社，只说《太原晚报》编辑部，在我眼里，你是最具记者素质的人。”就这一句话，定了我的终身，让我在太原日报社当了大半辈子记者。退休后，还当了三年多报纸审读员。

　　在我的印象中，老傅和记者们没有红过一次脸，也没有大声地训斥过我们。他批评记者很讲究方式方法。有一年，我一下子得了省市好几个新闻奖，不自觉地有点飘飘然。老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老傅淡淡地对我说：“到报社这些年，我和老邢（邢建堂，时任太原日报社总编辑）都没有获过奖。”我明白了老傅话里的用意。从此，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我已退休几年了，时不时还有人问我晚报“三羊开泰”的事儿。那是老傅的专利。1986年夏天，杨政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报社。一见到杨政，老傅就笑着连声说道：“好！好！这下子晚报三羊开泰了！”当时的“三羊”，指的是杨政、杨松，还有我。过去多少年了，“三羊开泰”已成为江湖上美丽动人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