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多半是性格的体现，两下里混同了说，他给人最大的感觉是灵气。说话有灵气，做事有灵气，笔下的人物故事，也无不透着一股子灵气。

　　我进作家协会较晚，初来乍到，听到胡正老师最见灵气的一个小故事，是在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受训时候的事。还在抗战时期，伙食不怎么好，常吃的一种饭食是片儿汤，也叫米棋子，稀稀的一碗米汤，漂着薄薄的几片面片。每次吃饭时，老胡总能一连吃两三碗，光面片差不多就能吃饱。一起去受训的，也有马烽他们几个，都觉得奇怪，这家伙捣的什么鬼呀？时间久了，才发现，是胡正在瓦碗的底上，钻了个眼，盛饭时食指抠住碗底，舀上后端到一边放在地上，不一会儿汤水漏光，碗里就全是米粒与面片，拨拉几下吃光，再去盛第二碗、第三碗。

　　我们私下里说，想多吃点面片的心思，马烽他们未必没有，可是，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还敢去做的，只有胡正一人。

　　胡正的灵气，表现在工作上，是豁达，是大气，是爽朗的笑声。再就是，遇事点子多，出了事敢于承担责任。有一个时期，他当过作协的党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在此期间，作协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创办了《黄河》文学双月刊。全省创作的气氛，也热气腾腾，一派兴盛景象。可惜时间太短了，也就四年光景吧。事后我们都认为，老胡多干上几年，会有更大的作为。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是我们的遗憾，想来也是他老人家的遗憾。

　　他的灵气，最直接也最充沛的表现，还是在他的小说写作上。

　　《汾水长流》这部长篇，是他的重头戏，也可说是代表作。30多年前还没出新版本时，我就看过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初版本。素净的封面上，“汾水长流”四个行草体墨字，实在是漂亮，灵动如行云，又似乎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小说的故事情节，除了记得是写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村里先进与落后的纠葛外，别的什么也不记得了。能记得的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农村姑娘，是在农业社的办公室吧，跟她的意中人，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是说正经事，也是含嗔撒娇，那扭动的身姿、清脆的话语，在胡正的笔下，真是写活了。我当时就想，山西老作家写男女私情的，还要数老胡。

　　改革开放后，他的叫得响的作品，是登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几度元宵》，看过的时间久了，人物名字全不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构思。几个不同的元宵节，折射了作家对世事变迁的关注，同时又蕴含深深的忧伤。热闹的场面、抑郁的情怀，亏他拿捏得那么妥帖。

　　说到这里，还要说说胡正与其他几个老作家的不同。

　　山西这茬老作家，以小说论，似乎以写短篇见长。马烽、西戎合写过《吕梁英雄传》，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完成的特殊任务，可说是根据地英模材料的连缀，文学的成色要差些。马烽后来还写过《刘胡兰传》，是长篇小说，也可说是传记作品。他真正有影响的小说，还数《我的第一个上级》等短篇。西戎有名的是《赖大嫂》，孙谦有名的是《伤疤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胡正似乎没啥有名的短篇作品，《汾水长流》是长篇，《几度元宵》短了些，也是中篇。

　　这是胡正跟几位同僚的不同，也正是他的灵气的展现。

　　性格开朗，思维活泛，一下笔，就能把场面铺排开来，把人物的音容相貌全都抖落开来，想停都停不下来，想短也短不了了。

　　我有时候忍不住想，《汾水长流》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以胡正在长篇写作上显示出的才气，若没有后来的种种厄运羁绊，若让他能一直愉悦地从事写作到晚年，拿出两部长篇小说是完全可能的。从这点上说，他是显露了才华，而未尽其才。

　　末后我还想说说胡正的书法。胡正写的是行草，气势足，动感强。

　　之所以想到他的字，是想起我退休后，有次去传达室取报纸，竟意外地发现报纸里头夹着个大信封，当下就知道是胡老师送我的字，回去一看是个条幅，上款写的是我和老伴的名字，我即刻的感觉是，都老了，这是胡老师给我的留念吧。

　　胡老师的灵气，在他的衣着打扮上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夏天穿个制服短裤，手里拿着把大蒲扇，你也感觉不到土气，反而觉得洋气，很有派儿。

　　同样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作家，何以胡正满是灵气，好长时间我都想不明白，有时会想到他那出身上海名门的夫人，可又觉得不完全是习染，总是天性里有种异于常人的东西。没有特别的解释了，再一想，由不得想到他的出生地——山西晋中的灵石县。

　　莫非天降下的那块灵石的灵气，早早就注入了他的血脉？是虚妄些，但也切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