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青春的人

曹喜冬

　　关于青春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我中学时代的两位班主任老师。

　　我所就读的中学只有孤零零的一座三层教学楼，红色的砖瓦结合灰色的墙体，不气派也不雄伟。却装满了我青春的快乐时光。

　　中学时代，我的第一位班主任叫赵海。他50多岁，头发稀疏花白，鼻梁上架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一顶深蓝色的檐帽是他一年四季不变的标配。赵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他从来不笑，印象中似乎也没有大发过脾气，但我们都很怕他。

　　这样一位看上去很严肃的老师，却精通音律，拉一手好听的二胡。有一年过“六一”，我们初中年级也参与，赵老师自己作曲作词，创编了一首赞扬我们矿区的歌——《唐山沟煤矿就是好》，他让我和班里一名男生合唱。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就去赵老师的办公室练唱，赵老师一遍一遍地拉，我们一遍一遍地唱，这个时候，赵老师会一改往日的严肃，露出难得的笑容。

　　表演那天，赵老师搬一把椅子端坐于舞台中央，操起二胡，我和那名男同学恭恭敬敬地站在老师右前方。好巧不巧，我们刚唱了没两句，大礼堂突然停电，我的麦克风没了声音。慌了神的我忙用眼睛瞥赵老师，赵老师双眉微蹙，冲我微微点头，我立刻会意继续大声唱，老师继续拉。事后听老师们说，前排的领导都夸我们表演得好呢！是赵老师教会了我处变不惊。

　　记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另一位班主任、语文老师曹尚进。他个子不高，稍胖，双眼炯炯有神。印象中，他的上衣从来没变过，一件军绿色中山装。他讲课幽默风趣，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那时的教学模式，大多老师都是满堂灌，但曹老师很前卫，他讲课以启发我们独立思考为主导，也是从那个时候，我渐渐爱上语文，并且多年后，自己也成为一名语文老师。

　　曹老师是我这辈子最应该感激的人之一。他对我的表扬与批评最多，在他的教导下，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在学校名列前茅，无人超越。曹老师喜爱文学，语文课上，古诗词或某个文学名段他常常信手拈来，引得我们沉浸其间。至于数落我们的歇后语，那更是张口就来，什么“一张纸画一个鼻子，你脸倒大”，这样幽默风趣的批评，我们常常脸上沮丧、心里偷笑地消受着。在他的影响下，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摘抄本。曹老师让我爱上了写作。给出习作题目后，他会给我们讲怎么写，会亲自示范。他的作文讲评课，我们全班都最喜欢上。他选读优秀习作，也读糟糕的、有典型问题的习作。他说着不标准的普通话，加上夸张的语调和表情，听他讲评，简直不亚于现在欣赏脱口秀。有一次，他把我的一篇写妈妈的文章当成范文朗读，他夸我事例真实、感情真挚——我第一次享受到被表扬得面红耳赤的幸福感觉，从此我对这种感觉上瘾了。于是我在课堂上抢着回答问题，绞尽脑汁写好作文，只为了能得到他的青睐与赞许。

　　青春似火，青春如诗，在那段美好的青春时光里，师恩如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师恩如春雨，滋润我饥渴的心田；师恩如暖阳，温暖我成长的岁月。

送你一朵小红花

时保进

　　教室的窗子半开着，风从外面溜进来，翻动着讲台上散落的作文本。忽然，一朵干枯的小红花从本子间滑落，跌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这花已经褪了色，花瓣卷曲着，显出憔悴的模样。然而我认得它——20年前，也有一朵小红花曾鲜艳地别在我的衣襟上，是李老师亲手为我戴上的。

　　那时的我刚满10岁，矮小好动，被同学们唤作“小猴子”。唯独上作文课时，我才安静下来，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地写。李老师是个瘦高的女子，戴一副圆框眼镜，走路时总微微向前倾着身子，仿佛随时准备俯身倾听什么。

　　那个春日的午后，李老师走进教室，眼睛含笑：“今天要念一篇好文章，是我们班小猴子写的。”同学们都笑起来，我却涨红了脸，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角。

　　她念的是我写的那篇《雨后的街道》。其实不过是些孩子气的句子——“水洼像打碎了的镜子”“蜗牛在墙上画银线”之类。但李老师念得很慢，很轻，仿佛每个字都是珍贵的。念完后，她从讲台抽屉里取出一朵红色的野花，别在我的衣襟上：“这是我从路边采的，给我们的‘小作家’。”

　　那花不过是普通的野蔷薇，但在那个下午，它红得那样耀眼。放学后，我故意绕远路回家，好让更多路人看见我的小红花。到家时，母亲要替我取下，我却死活不肯，最后竟戴着它睡了。第二日醒来，花已蔫了，花瓣散落在枕边，我一一拾起，夹在了课本里。

　　此刻，窗外的梧桐沙沙作响，将我的思绪拉回。拾起桌上这朵干花，我忽然记起李老师批改作文时的样子——我的本子上常有她细长的字迹，“此处可再添一笔”“比喻甚妙”。有时她甚至会在空白处画个小笑脸，墨迹常常晕开，像被水打湿了似的。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蜂拥而出。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却磨蹭到最后，递给我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老师”她小声说，“我写的诗。”

　　展开来看，是稚嫩的字迹：“风把云朵/撕成棉絮/塞进我的书包里。”我不禁微笑，从抽屉取出一个小玻璃瓶，挑出一朵粉色的野花，别在她的辫子上。

　　她欢天喜地地跑了出去，辫子上的花一跳一跳的，像只振翅的蝴蝶。我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明白当年李老师看着我时，眼中闪烁的是什么。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将那朵干枯的小花映得透明。我小心地把它夹回教案本里，那里还躺着一片梧桐叶，是去年秋天，一名男生送给我的，叶脉清晰如掌纹。

　　当老师这些年，我渐渐攒了许多这样的小物件：一枚纽扣、半截铅笔、画着歪扭小人的纸片……它们安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像一匣子被风干的春天。

　　而此刻，又有一朵新鲜的小花，正蹦跳着穿过操场，奔向校外。

师恩如光

李 硕

　　金秋9月，微凉的风漫进教室。讲台下，几十双明亮的眼睛像闪亮的星星。我握着课本的手指顿了顿——这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而眼前这些叽叽喳喳的孩子，正一点点叠进记忆中曾经的自己。

　　小时候便觉得“老师”是个神奇的词，觉得能把知识变成光的人，都带着一种特别的光荣。这份模糊的向往像颗种子，悄悄落在心里，直到如今破土而出。

　　真正让这颗种子开始发芽的，是初中的班主任黄秀娟老师。那年我刚升入寄宿制学校，一身稚气，说话直来直去。开学第一天，黄老师宣布让我暂代班长：“我看你性子直，适合帮大家做事。”那是我第一次被赋予重任，每天收作业、管纪律，忙得脚不沾地，却在和同学们的磨合里慢慢学会了耐心与责任。黄老师教我们英语，讲语法时会把复杂的句式拆成小故事，晚自习后总留在教室，为我们答疑解惑。寄宿生活难免想家，有次我发烧，黄老师帮我从校外买来药，坐在床边给我量体温。初三那年，我的成绩起伏不定，她把我叫到走廊里，没有批评，只说：“你心里有股劲，要是能用到正经地方，以后也能像我一样，帮更多人。”也是这句话，让我在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了五年制定向乡村教师。

　　16岁时走进大学校园，班主任黄侠老师的出现，让这颗刚发芽的种子有了更粗壮的枝干。她也教英语，却比黄秀娟老师更严格。入学后我担任团支书，组织活动出了差错，她会指出问题所在，教我怎么改进：“做事情不仅要热心，还要有章法。”有次我因为熬夜赶稿子耽误了上课，她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放着感冒药——前一天我咳嗽的声音被她听了去。“身体是底子，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以后怎么照顾学生？”她的批评像轻敲的警钟，让我慢慢学会平衡生活与责任。在她的鼓励下，我开始参加实践活动，把课堂上学的知识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方案；也尝试着写作，不知不觉间，竟有文章登上了《人民日报》的专栏。大二那年，我靠着稿费和兼职实现了经济独立，第一次给家里寄钱时，最先想分享的人，就是黄老师。

　　如今，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孩子们举起的小手，忽然发现，那些曾经被老师放在心里的牵挂，老师教给我的道理、给予我的温暖，正通过我的声音、我的举动，一点点传递给眼前的孩子。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围过来，把画着小花的贺卡塞进我手里。阳光透过窗户落在贺卡上，也落在我心里。我想，师恩大抵就是这样吧，没有轰轰烈烈，只是在你迷茫时透来的一束光；是在你犯错时轻轻的一句指引；是让你从被照亮的人，变成照亮别人的人。我知道，未来的路还长，我要带着老师的嘱托，把这份光荣的事业继续下去，让这馥郁的芬芳，飘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