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汉代的马，首先让人想到了汗血宝马。关于汗血宝马，有这样的历史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秋，有个名叫暴利长的敦煌戍卒，在当地捕得一匹阿哈尔捷金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得到此马后，非常高兴，称其为“天马”，并作歌咏之：“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当然汉武帝希望得到更多的汗血宝马。起初，汉武帝派百余人的使团，带着一具用纯金制作的马前去大宛国，希望以重礼换回大宛马的种马。来到大宛国首府贰师城（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特城）后，大宛国王也许是爱马心切，也许是从军事方面考虑（因为在西域用兵以骑兵为主，而良马是骑兵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肯以大宛马换汉朝的金马。汉使归国途中金马在大宛国境内被劫，汉使被杀害。汉武帝大怒，宣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遂作出武力夺取汗血宝马的决定。西汉政权与大宛国进行了两次惨烈战争。从此“汗血宝马”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印记。

　　这匹青铜马有着深厚的山西文化基因。自春秋以来，晋国便有着深厚的车战与骑兵传统。到了汉代，山西并州等地更是直面匈奴的前线，是帝国饲养战马、训练骑兵、出兵北伐的关键基地。著名的楼烦精骑，便与山西古地渊源甚深。这匹出土于山西的青铜马，并非单纯的明器或装饰，它关联着汉代驻守在此的军政贵族，是他们军功荣耀的纪念，是对不可或缺的战争伙伴——战马的深情礼赞，更是汉王朝经略北方、保卫家园的钢铁意志在三晋土地上的直接投射。

　　这匹采用分段铸造，体量很大的马也是山西源远流长青铜器冶铸的物质见证。从龙山时期的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到夏县辕村遗址出土的夏代短流爵和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爵；从商代的吕梁方国青铜器、西周时期晋侯墓地的惊世青铜器，再到春秋时晋国技艺精湛的青铜器晋公盘；以及平陆前庄遗址、闻喜酒务头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绛县倗国墓地、垣曲北白鹅墓地、翼城大河口墓地、灵石旌介村墓地、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保德县林遮峪遗址、石楼桃花者墓地、右玉大马川村墓地、长治分水岭墓地等，均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华彩叠嶂，闻名遐迩。

　　一尊青铜马，承载着三晋大地的铁血军威，凝结着汉代工匠的卓绝技艺，更镌刻着一个王朝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豪迈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