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乡下，老百姓多数都是一家一个四合院，单门独户。如果一个院子住了两家，免不了会有磕碰摩擦。说起诸如此类的情形，村里还有民谚来归纳：伴种地，伙栽瓜，一个院里住两家。

　　但在传统乡村，无论血缘家族还是异姓邻居，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紧密关联，人和人的关系于是既权责明晰又相当亲和紧密。

　　而在城市里，情况则完全不同。

　　除了个别房产主外，其他多数住户都是赁屋而居。一个大院，往往住着十来户人家。人们住在一块，上班却又在不同单位，这样的大院，与单位宿舍大院相比，干脆给说成是“大杂院”。

　　我家所在的天地坛五巷14号，就是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大杂院的老住户，尽管上班各有单位，但大伙儿多年住在一块儿，相处也还融洽。我来太原探视父母次数多了，对各家院邻的情形便也有了个大致了解。

　　14号大院，是个两进的院落。房东姓曹，住在前院正房。老曹在银行上班，他妻子是家庭妇女，夫妇两个为人极是谦和。

　　大院住户，绝大多数都是老住户，大家一概从旧社会过来，有旧职员，也有旧军人。记得人们相互称呼，开口便是“先生、太太”，听得雅致，说得自然。

　　后来，称呼变了。男性邻居比我父亲年长，他家孩子自然是称呼我母亲“张婶”；那么，孩子的父母称呼我母亲，就是“他张婶”。他张婶连声应答，并无异议。

　　在我的记忆中，大院的老邻居们，多是友好相处，以和为贵；相互帮扶，蔚然成风。

　　我家住在大院的大门口，两间东房，一间就在大门过道。父亲母亲上班走人，当然要锁上房门，但他们从来不带钥匙。钥匙呢，挂在屋里门边的墙上，屋门上开着一个窗洞，伸手进去，很方便就能取到钥匙。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院里人所共知。大门口人来人往，小贩乞丐时有出没，我家却从来不曾失窃过。房东曹太太、西房智太太、东房雷太太，会主动帮忙照应，义务替我家操心。

　　父亲朋友多，最重老乡情谊。住在城外的老乡，有时进城来购物游玩，寻常要来我家歇脚用饭。如果我爹我妈都不在家，有的熟识老乡，知道我家秘密，会伸手取出钥匙，开锁进屋，喝茶歇脚。有的更潇洒，甚至要炒菜和面，两口子自做自吃一顿。院邻看见了，知道是我家熟人，便也不加干预。

　　过了一个星期，也许是一个月，那老乡再次进城，才会向我爹说起。我爹哈哈一笑。

　　老一辈人，人和人的关系曾经相处到那样一种程度，说来令人感慨。而父亲处世为人的胸襟品格，成了儿孙后辈永远效法的楷模。

　　关于天地坛五巷14号大院邻里相处，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说。

　　住在西房上首的韩太太，是我们盂县老乡，还是我母亲的一位远房姨姨，我自然是称呼她老姨姨。老姨姨的丈夫，大名韩尔双。这个老姨夫我没有见过，在我父亲口吻里，那是一位文化人。

　　我们村的盲人于虎旺，太原解放前夕，由于城里粮食短缺，吃那种所谓“红大米”，得了夜盲症，最终竟全瞎了。刚刚解放，我父亲发起募捐，救助这位倒霉的残疾人。那募捐启事，就是韩尔双先生所写。我曾经见过原件，毛笔小楷极其漂亮，文辞也写得非常讲究感人。

　　韩先生死后，身后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福喜。上世纪50年代，由于生活困难，福喜曾经向我父亲借过15元钱。时隔多年，福喜没有能力还钱，我父亲也就忘记了这回事。

　　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末，福喜突然现身，找到我家，一定要当面归还那15元钱。我父亲高高兴兴接下了那15元钱。后来，老人家几次提起，对福喜连连夸赞，说他不愧是韩尔双的后人。

　　60年时光，一个甲子轮回。天地坛老街老巷早已不在，14号院老邻居风流云散。然而，那座大杂院给我童年时代留下的美好记忆，犹如晨星，总是那样清晰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