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大地曾是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对抗的前沿阵地。无论归属地、管辖权、统治者怎么变化，三晋大地地不迁、位不移，一直是北方地区多民族聚居地、杂居地、争夺地，是大战场、大舞台、大杂院、大通道。晋地、晋人与晋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情感千丝万缕，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冲突常在分分钟，融合却是漫漫路。

　　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上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出现过四次大融合。

　　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封的晋国在尊崇周王室和周文化的同时，一方面顶住北部少数民族势力的南下扩张，一方面采取“和戎”政策，与戎狄长期和平相处，为中原王朝稳定了西北边疆。赵国的“胡服骑射”，晋国的“尊王攘夷”，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融合期前后约500年。

　　第二次是在两汉时期，西汉、东汉先后对北部、西部、东部的东胡、匈奴、鲜卑等采取“边打边和”的政策，征伐为主，招安其次，既和亲，又开战，稳定是目标，强力统治是手段。南匈奴迁居内地，鲜卑定居河东，走向汉化，融合期前后约400年。

　　第三次是在南北朝时期，鲜卑、乌桓、匈奴等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北魏孝文帝实行平城改革，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政权运作、经济政策、社会管理汉制汉化，儒、释、道“三教合一”共生共荣，融合期前后约170年。

　　第四次是在宋辽金元明清时期，来自东北和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驰骋中原、入主华夏皇宫，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两宋前后18个皇帝、立朝320年，全是跟少数民族兄弟交战；大明王朝的两头，也是少数民族政权。边打边融合，跨越多个朝代，持续上千年。

　　明清时期的山西是蒙古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织地、接合部，商路从这里出发，经陕西、内蒙古、河北、甘肃、青海、新疆、西藏，通往中亚、北亚、俄罗斯及东欧，形成或汇入欧亚草原丝绸之路，其中的主要通道，一是从太原经雁门关到达大同边镇，取道辽东方向；一是从太原经杀虎口到达西北边镇，再通往蒙古方向。商贸通道也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冲突地带、融合地带。官军远征，商队紧随，边关要塞与重镇大营之间的马帮驼队如织，大到军用装备粮秣，小到日用物品、私信传递，助国家以力。交战交锋之后，必有交流交融。战事一旦平息，晋商们又为敌对双方恢复重建提供物资运输，享和平的红利。边防与边贸，给了晋商更大的商机和舞台。

　　一段时期，晋商作用突出，是融合的搅拌器、文化的黏合剂。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的漫长历史中，民族融合一直是主题之一，而山西正是发生这些融合演变的主要区域，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辐射面积最广的民族大熔炉。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很长时间以来，山西一直是中原王朝、华夏民族的天然屏障，在山西以北、山西以西，筑起两道漫长的保护带。自然经济条件下，高原、荒漠、草原、戈壁匮乏的生活资源、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以狩猎、游牧及畜牧为主的游牧民族不得不为生存而战，各部族争抢牧场、水源、粮食、马匹等，使得来自更北方的东欧、中亚势力不敢轻易涉足。往西，是更加恶劣的自然地带，属于黄色人种的匈奴部落发展成匈奴帝国，阻断了西方东扩。这两道屏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作用。

　　山西，一直站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也是中原文化、华夏文明、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和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