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李世民，一生戎马，历经无数战事。然而在晚年，太宗皇帝三次东征高丽均未大胜而归，在贞观十九年（645）冬月第二次亲征高丽返回长安途中，故地重游，在晋祠写下了流芳千古的《晋祠之铭并序》。

　　《晋祠之铭并序》是唐太宗晚年具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代表他晚年政治思想与文学、书法艺术成就的丰碑巨碣，文体骈俪，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史学价值，是初唐文明的集中体现，其文学、书法艺术被誉为仅次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又一文笔俱佳的行书杰作。

　　太宗皇帝与晋祠的渊源。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唐国公李渊出任晋阳留守（太原），李世民跟随父亲来到太原。李世民在晋阳城分析群雄并起的形势，三次规劝李渊起义，史称“晋阳三谏”。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父子起兵之时，曾在晋祠唐叔虞祠祈求姬虞能暗中保佑，第二年攻取长安，定国号为“唐”，唐王朝三百年的风光基业。李世民视太原为宗祖之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先后在此设北都、北京，晋阳（太原）成为当时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个重要城市。

　　《晋祠之铭并序》碑的政治主题思想。《铭序》碑是太宗执政时期的政治纲领与宣言，通过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国的史迹，表明灭隋建唐的合理性，强调以德治国的理念，以达到宣扬唐王朝文治武功，巩固政权的目的，也是太宗皇帝一直引用的“载舟覆舟”理论的完美诠释。太宗在序文首句：“夫兴邦建国，资懿亲以作辅；分圭锡社，实茂德之攸居”，见证了太宗李世民为江山、社稷励精图治，不仅开创了经济繁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贞观之治。太宗皇帝在铭文中将周王朝国祚长久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资懿亲以作辅；分圭锡社，实茂德之攸居”，认为是周朝实行了分封世袭禄位制，才使得周朝国运绵长。但是却忽略了周朝后期王室衰微、诸侯并起，政令不出宫门的悲剧。正是太宗皇帝短暂的世袭分封制为“安史之乱”埋下的隐患，李唐王朝加快了盛极而衰的步伐。 

　　碑文中太宗皇帝借景抒情，用大段华丽的辞藻描写晋祠景色，宣扬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碑文中追溯了古代晋侯在“协隆宗室”“一匡霸业”时的丰功伟绩，赞扬了其“经仁纬义”“履顺居贞”的美德，说明其“馀风未泯”“遗烈犹存”的原因是推行了“德乃民宗”“望惟国范”的政策，以晋侯的美德来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思想主张。在序文中，太宗提出“经仁纬义，履顺居贞”，他强调要给人民以物质利益，以仁义治国，行为做事要遵守正道，谨慎小心。

　　大唐盛世在太宗执政期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鲜明的治国理念为唐王朝的高度文明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铭序》是太宗皇帝一生执政理念、治国纲领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一部写实版的《贞观政要》。一部《铭序》即是黄河流域初唐文明的理论体系及核心价值。

　　（作者单位：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