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走西口的基本概念，至少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走西口是有特定内涵的活动，指的是口里（长城以里）的穷苦农民，到口外（长城以外）打工讨生活的事；另一种倾向认为凡去口外地方从事经济活动，都叫作走西口。后者把走西口作为一种单纯的地理概念，认为走西口不仅是农民的事，也包括商人进行边境贸易。

　　笔者认为，走西口标签不能乱贴，走西口是农民的事。农民是走西口的主力军，最早开拓蒙古草原，改变内蒙古产业结构的是农民，无论是“贻谷放垦”还是“移民实边”，针对的主要对象也是农民。

　　走西口的概念主要是指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和陕北六县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到内蒙古西部地区打工受苦讨生活的一种社会活动，不应将进行边境贸易的旅蒙商与走西口混为一谈，走西口是农民的事，靠苦力讨生活。

　　走西口形成规模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朝建立之初，对蒙古族实行羁縻政策，管理非常严格：设立专门机构理藩院，加强对以蒙古族为主的边疆少数民族管理；建立盟旗制度，划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地理圈子，限制某一部分人只能在某个圈子内活动；严禁蒙汉接触，在蒙汉边界的长城北侧划出了一条南北宽 50 里、东西长 2000 里的“禁留地” ，蒙人不能在此放牧，汉人不能在此耕种。久而久之，这条长条形地带草木茂盛，腐殖质增多，颜色变黑，人称“黑界地” 。

　　清政府的法律还规定，凡蒙古官民私招汉人种地的，要受到扣俸禄、罚牲畜、打皮鞭、戴木枷等不同形式的惩罚；汉人私自到蒙古草原开荒种地的，要戴木枷治罪，甚至发配充军。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路过河曲、保德、府谷、神木时，当地官民都有出边垦殖的诉求，鄂尔多斯贝勒松拉普也奏请“愿与民人伙同种地，两有裨益。”

　　康熙皇帝权衡利弊，当年就下达了“禁留地”开放令：“有百姓愿出口种田者，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族欺压民人之事，即行停止。”并在“黑界地”内划出宽 20至30 里范围，允许汉人开垦种植，史称“康熙开边” 。

　　“康熙开边” 不但让闲散土地得到合理利用，广大汉民得到了劳务场所和生活门路，还为蒙古人增加了租地收入。所产粮食还为军队提供了军粮，解决了军粮从内地长途运输的困难。

　　相较于最早进入蒙古草原的是农民和手工匠艺人，旅蒙商进行边境贸易是后来的事。人们常提及的边商，无非是大盛魁、复字号，以及包头的十大晋商。大盛魁名号最早见于雍正二年（1724），就算此时进入呼和浩特，也比农民进入蒙古草原晚了 27 年；复盛公名号始见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晚于农民进入蒙古草原 121 年；至于包头十大晋商进入蒙古草原，更是晚近的事。

　　自从“康熙开边”以后，每年数以万计的晋西北贫苦农民进入蒙古西部地区租种地打杂工讨生活，不少人的后代流落在内蒙古定居。1985 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偏关县留居内蒙古走西口者的后人有 84141人，河曲县留居内蒙古走西口者的后人有 75262 人，保德县留居内蒙古走西口者的后人有80833 人（十大姓氏）。如果再加上其他杂姓，经过近40 年的发展，这三县留居内蒙的人数大体和本县人数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