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夫老师是位高产的作家，每年都有高质量的作品发表。我读大学时初次接触到他的作品，是他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上边》。那时我的阅读经验有限，对小说的理解也简单，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读小说就是读故事。因此，在读到《上边》时颇为吃惊，心底盘亘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天呐，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吗？没有故事的小说还是小说吗？

　　《上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幅针脚绵密的刺绣，绣的却不是诗情画意的江南，是粗粝的晋北山村。这粗粝又是暖调的，作家用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不动声色地叙述了一对固守村庄不愿搬迁的老夫妻的日常，极具生活质感。读这种小说是需要一点儿心力的。在我看来他的小说都是精致的艺术品，近乎于晶莹剔透。

　　后来又陆续读到祥夫老师的《婚宴》《我爱臭豆腐》《五张犁》等，全是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尤其是那个《婚宴》，让我不忍释卷。

　　这么说，似乎祥夫老师是位不爱讲故事的作家，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不仅爱讲故事，还总是能把故事讲得妙趣横生，尤其是他的那些中篇小说，像《风月无边》《一粒微尘》，其厚重程度不输长篇。祥夫老师的中篇小说新作《西北有高楼》（《长城》2024年第2期）亦如此，讲述发生在一个单位大院的故事，尽管故事背景是城市，但底色却是乡土的。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从女主角大妞家的第一次变故，一直到大妞的孩子丢失的11年后。时间像一条藤蔓，情节是藤蔓上的瓜，安排好这些瓜的位置，体现了作家对节奏的掌控能力。故事里大量充斥着意外的转折，转折之中又让人感到苦涩、沉甸甸的。

　　在塑造人物方面祥夫老师很有自己的一套，无论是作品中的核心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三言两语，形象、情态便会跃然纸上，既真实粗粝又妙趣横生。

　　许锁凤恐怕是《西北有高楼》里塑造的最成功、最立体的一个人物。许锁凤的丈夫王大义有个口头语——“世界观”，因为总是把这个词挂在嘴上，人们背地里都喊王大义“世界观”。许锁凤和王大义都是极具正义感的人，这夫妻俩真是心性相通。王大义去世后，许锁凤便从亡夫那里接续了这句口头语，无论是开心还是生气，总是把“世界观”挂在嘴角，慨叹着：“我的世界观变喽，我的世界观变喽……”许锁凤是个极具热心肠的善良之人，要不是有她和王大义帮衬着，大妞可能不会一直熬过来。有魅力的是许锁凤也有“霸道蛮横”的地方，这表现在处理大妞和李红旗的那件事情上，她教大妞诬告李红旗。恰恰是这种正反两面的塑造，使许锁凤这个人物血肉更丰满了起来。

　　作品中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朱姨。这是个多嘴的女人，多嘴，偏偏又爱打听事，因此，关于这个家属院里的事情，没有她不知道的。通常这种人还爱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这让我想起了冯骥才先生的名篇《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里那个上蹿下跳的小丑似的人物，裁缝老婆。但，祥夫老师笔下的朱姨却不是裁缝老婆的那种坏，她的坏似乎又不是坏，而是性格、秉性使然。虽然就是她的一次多嘴，直接击垮了大妞母亲的生命。这个朱姨的性格又非常丰富，后来她又俨然成为老年广场舞的明星……其他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也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祥夫老师从外貌、语言、语气、神态、行为、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塑造人物形象，同时还擅长使用重复的艺术手法。比如，大妞的标志性动作、许锁凤眼皮跳等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增加读者对这一人物的深刻感受。美国当代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将重复分为词汇、修辞、隐喻等语言成分的重复和事件、情节、人物、主题等故事层面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元素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也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实际上，作品的多重含义恰恰就来自于诸种重复现象的组合。

　　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祥夫老师很少用心理剖析的方式大篇幅刻画人物心理，而是通过人物对话、独白、行为等侧面描写来暗示人物的心理状态或变化。在短篇小说《上边》里，母亲看儿子干活，自己的嘴巴会一张一合、一张一合，是暗暗给儿子使劲呢，还是在心里感慨着什么呢？作者故意不说透，读者只能自己猜。还有母亲拽过一个盆子把儿子撒尿的地方盖起来，也没有任何心理刻画，这种沉默的爱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西北有高楼》里，祥夫老师依然延续了这种含蓄的风格。例如，大妞生了个儿子，父亲老张高兴，就去商店给女儿买鸡蛋，结果得意忘形，把女儿生儿子的事情告诉了老吕女人，俗话说，守着矮人别说矮话，结果大受刺激的老吕女人连红糖都称不了了，撒了一地。她自己跑到了洗手间半天没出来，还一个字一个字地自言自语：“我让你高兴！我让你高兴！”这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除了妒忌，还会有什么预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靠猜测，人物的意识世界被刻意隐去了，留给读者参与的空间就越大，这和中国古典文学含蓄隽永的美学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悲苦贯穿《西北有高楼》的全篇，最后的温暖来得太突然……祥夫老师的小说就像一条不动声色的河，在什么地方拐弯，什么地方急促，什么地方平缓，什么地方急转直下，最终又流淌到什么地方去，你完全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