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云

　　2020年，我曾写下《见字如闻春雨声》一文，感慨于珍藏的若干前辈和文友的亲笔信。这些信件采用中国传统信笺格式，大多以毛笔竖写，字里行间流淌着岁月的韵味。他们或是当面郑重交付，或是精心拍照后通过微信传递，亦或贴上邮票，让信件跨越山海抵达我手中。有些文友兴致盎然，一封书信不过瘾，接连寄来多封。每一封信都藏着一个启迪心灵的故事，细细品读，能感受到不同的视角、语言风格，以及各具特色的行楷笔迹。

　　在快节奏的数字化时代，电脑和手机操作便捷迅速，提笔铺纸研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这些信件于我而言，不仅带来如沐春雨般的滋养，展开信笺时，更有古意盎然的视觉冲击。

　　最近，身边出书的人逐渐增多，大多数人选择在电脑上直接敲字创作，修改也十分便捷，我自己也是如此，以至于对手写文章的感觉都有些陌生了。然而，一些稍上年纪的文人仍坚持着传统的创作方式，他们在稿纸上一格一字认真起草，字迹工整细致，之后请人打印成稿，再在打印稿上反复修改，历经三次、五次，直至满意成书。

　　山西诗词学会前会长武正国先生就是典型代表。他著作等身，已有20余部作品问世。每一部著作的诞生，都经历过这样严谨的创作过程。可惜的是，时间久了，大部分书稿都被他搁置一旁。近五年，他专心创作《填词三百体》，如今，这部作品的手稿和修改稿已堆叠盈尺。如果仔细整理这些文稿，便能清晰梳理出他构思、写作、修改直至成书的全过程。85岁高龄，还患有眼疾，老先生依然不分昼夜，呕心沥血地投入创作，只为完成这部书作。

　　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阎凤梧同样成果丰硕。有一年我好奇地询问，他这一生究竟写了多少部书？由于没有准确数字，他和夫人不辞辛劳，从四层楼一步步下到地下室，将能收集到的书籍全部搬到楼上，一本本登记、统计字数，最终告诉我：40余部，2000余万字。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两位老人都已八十五六岁，这样上上下下搬运书籍，实在不易！出于学者的严谨，他们甘愿费这番工夫。我追问手稿去向，得到的回答却是“都扔了”。我惋惜不已，连忙劝说：“这些手稿会越来越珍贵，将来学者研究您的学术成果时，它们都是重要资料！”听了我的话，阎教授决定从那时起好好保存手稿。

　　老诗人黄文辛也是位笔耕不辍的文人，虽已85岁高龄，但几乎每天都有诗文创作，还出版过几本诗集。他坚持先在纸上书写，再将内容录到手机上。我的新书《晓云散语》出版后，他十分用心，连续写了5篇《慢品小云诗》。他发来电子版文章后，我特意索要手稿照片，并叮嘱他一定要留存手稿，因为看手稿和看电子版的感受截然不同。还有一件趣事，早年他写给山西诗词学会老会长温祥先生的一封信，不知为何出现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旧书摊上。一位文化人慧眼识珠，看出信件内容的价值，不惜高价买下。由于信中署名“黄文辛”被错看成“黄文章”，他四处打听寻找，几经辗转，通过熟人纠正才得知真相，并拿到黄文辛的联系电话。这位文化人亲自登门拜访，就信中的内容与黄文辛先生深入探讨交流。信件原件至今仍被那位文化人珍藏，这件事也充分证明了手写信件的珍贵价值。

　　尹昶发诗文俱佳，庚子年他完成中篇小说《梦断盘山》，将电子版发给我后，我还为此写了书评《关于这件事，司马迁出现了历史笔误》。当我询问手稿下落时，他说已经扔掉了，理由是儿子帮忙打印后，觉得手稿没用了。最近，他又完成一部书稿，儿子打印后，他又打算扔掉手稿，好在被我及时拦下。这百余页沉甸甸的手稿，如今静静躺在我的案头，等待我去深入研究。他还告诉我，太原工人文化宫地摊上有人售卖他的手稿。我对他说：“这只是现在的情况，再过十年、二十年，手稿的价值还会更高。”希望他能意识到手稿的珍贵。

　　梁志宏同样著作等身，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他的12本书。我询问他的写作过程，得知他也保留着手稿。虽然他习惯在电脑上完成最终文稿，但创作的第一道工序，依然是手写。他说：“回头翻看手稿，满是亲切。”

　　原以为坚持手写是老一辈文人因不熟悉电子设备的无奈之举，没想到，如今活跃在省内外文坛的作家王芳，电脑操作熟练，却也坚持先起草手稿再输入电脑。好奇追问下才知道，她与我恰恰相反——手写能让她文思泉涌，而我更习惯在电脑上寻找灵感。我向她索要评论我的《晓云散语》之文《情寄东篱下》的手稿照片，看到的瞬间不禁惊叹：那工整隽秀的字迹，分明就是艺术品！难怪她看着手稿总能灵感迸发。王芳创作效率极高，作品屡屡在国家级报刊发表，邀约不断，却依然能不慌不忙，在稿纸上从容地挥洒思绪，这份对文字的执着与热爱，实在令人钦佩。

　　无论是上了年纪的老者，还是中年作家，他们的手稿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字里行间透露着为文的严谨，笔画之间展现着扎实的功底。每当翻开这些带着墨香的手稿，当年写下《见字如闻春雨声》时的感慨便又涌上心头。这些珍贵的手稿，值得我们尊敬、喜爱，更值得深入研究，因为它们不仅是创作者的心血结晶，更是一个时代文化传承的鲜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