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曙方

　　母亲在耄耋之年时，身体还算硬朗，能独自走楼梯上下三楼。毕竟年龄不饶人，她的听力日渐下降，记忆力也大不如从前，偶尔也会忘记关水龙头，但令我非常佩服的是，她依然能够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还能够利落地打算盘。偶尔她对我说起这些，自己都难以置信：“真是奇怪了，后来的多少事都记不清了，可那个时候在女子学校学下的东西永远忘不了，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清楚。”

　　眼看着与她同辈的老朋友、老同事一个个相继离去，她会感慨地说：“我的身体不错，真得感谢小学老师，那时除了上课，就是教我们跑步、唱歌、跳绳，单绳、双绳、盘花、大绳，给身体打下了好基础。”

　　“功课背完太阳西，手提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先行礼，父母对我笑嘻嘻。”这是20世纪30年代母亲下学回家路上唱的儿歌。多么开心快乐啊！多么无忧无虑！或许连未来的五彩憧憬都还不忍来惊扰她呢。母亲的故乡是河北省武安县，她的父亲、大爷都是读书人。有时候，母亲看着我书房里的书架，会说：“我爹家里那时也有很多书。”母亲读书的那个年代，她家乡的女孩子一般是不上学的，可父亲非要她去读书。她6岁那年进了乡里的女子学校，老师姓李，是位高挑身材的漂亮女子，衣着时髦。母亲说，她们那一带没有见过比李老师更漂亮的女子。李老师带着学生们去看戏的时候，要求都穿上整洁漂亮的衣服，那在村里或乡里就是一道亮丽风景，“看戏的人们会时不时地扭过头看我们的李老师”。

　　为了让学生们感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老师带学生们到农田里干农活，到老师家动手做千人糕，然后再细细品尝。当学生背不出课文时，老师是要罚的，就是拿一板子打手心。有一年我姥姥病逝，母亲悲痛不已，无法专心读书，背不出课文，老师便责打，手心都红肿起来，但不敢哭，只是小手在课桌上不停地摩挲。老师问为何背不出课文，母亲说，亲妈走了，怕有个后妈。李老师掉泪了，从此便不再罚母亲，母亲也渐渐地迈过了这道坎，成了一名专心致志的学生。

　　我姥爷后来远离故乡去闯关东，有时会寄一些东西给老家的亲人。有一天，母亲去学校上课，老师便问：“你哪来的日本衣服呢？”母亲如实回答是父亲从东北寄来的。那一天，李老师将中国东北三省沦陷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学生们听，母亲第一次知道了“亡国奴”这个词的含义。下学之后，母亲跑回家里，脱了日本衣服，将日本书包里的课本也倒出来，高声地对家里人喊着说：“我再也不要用日本的东西！”

　　我姥姥是从魏粟山乡嫁到几里地之外的周庄的。有一天，母亲从她姥姥家回到周庄，可到了晚上，就感觉窗户上总是晃动着人影，第二天天亮就哭闹着要回姥姥家去，我姥姥只得带着她又回到了魏粟山乡。可巧就在那天晚上，日本鬼子进了周庄，满村的鸡飞狗叫，皮靴踹开了一个个家门，闪着寒光的刺刀抵在了村民的胸前。母亲与姥姥躲过了一劫。

　　乡里的女子学校最后关门了，因为李老师死了，有人说是被日本鬼子吓死的，也有人说是被日本鬼子给祸害死了。母亲在家里难以抑制地大哭，哭得眼睛都肿了。李老师的公公去世那年，学生们还着素衣随了老师在灵堂上恭恭敬敬地鞠了躬，可母亲与她的同学们竟然没能去向最心爱的李老师告别。母亲说：“日本鬼子戴着两耳扑拉的帽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对着行人呜里哇啦地比画着，刺刀在人胸前戳来戳去。唉——自那之后，我便再也没有了在正规学校读书的机会。”

　　多年之后，母亲在她姥姥家村外的墓地里找到了李老师的坟头。

　　上世纪30年代，在河北平原武安县魏粟山乡女子学校，每当早晨的铃铛摇响之后，漂亮的李老师就会在教室里点名。已是耄耋之年的母亲，有时候还会按照当年李老师点名的顺序，模仿着李老师抑扬顿挫的声调，一一念出同学们的名字：“谭唯书、赵荷卿、魏秉清、魏桂清、魏国英、陈金珍……”

　　那排名第二的就是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