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忠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刘涛在《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地方性写作亟需关注的四个问题》，文中指出：文学创作固然需要体现地方特色，但地方写作不应简单沦为旅游宣传的附庸。

　　当“地方写作”成为旅游宣传的一种标配时，有些作品便把地方故事简化成了景点介绍和美食古迹的展示。这样的文字，更像是一份旅游指南。而真正的地方性文学创作，不该只是表面上的描述，而要能透过山水街巷，写出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生活，以及那些能引起每个人共鸣的情感与记忆。

　　地方性文学写作的意义，在于透过一片土地，映照出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生存与情感。真正的地域文学，不是把地理志改写成文学，而是把地方看作精神的故乡、故事的土壤。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不只是咸鸭蛋与大淖的地理坐标，更是通过茶馆酒肆的烟火气、市井小民的细碎日常，勾勒出中国人独有的生活哲学与生命韧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中，这样的书写比比皆是：老舍的北京，是胡同里的人情冷暖与家国沉浮；沈从文的湘西，是边城的淳朴诗意与人性的庄严。

　　这些经典创作证明，地方只是文学的载体而非终极目的。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深植于一方水土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以及那份跨越地域、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的普遍情感。正如学者所言，好的地方书写应“在时代现场、生活实感和切身体验的三位一体中挖掘与形塑”，让地方成为连接个体与时代、民族与人类的精神纽带。

　　如今不少地方性写作，常常会陷入“景观化”的困境。丽江的古城流水，在文字中只剩下拍照打卡的唯美画面，却看不见原住民的日常与变迁；苗寨的银饰刺绣，变成了短视频里的视觉符号，背后的手艺传承和集体记忆却很少被提及；江南的小桥流水，也常被简单当作文人抒情的背景，而忽略了现实生活里的水乡正在经历的变化。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文学创作逐渐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偏离了最初的表达初衷。

　　当祭祀仪式被简化为猎奇的民俗表演，当方言俚语成为点缀文本的装饰性噱头，当地方特产沦为推动情节的道具，文学便丧失了对地方文化应有的敬畏与深度思考。更值得警惕的是，在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本土作家”的身份日渐稀缺，不少创作者缺乏对地方的真切生命体验，只能通过网络资料、旅游攻略拼贴文化元素，进行“表演式书写”，最终产出的作品，不过是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旅游宣传册，看似地域特色鲜明，实则空洞无物。

　　坚守文学本身，是地方写作突破现状的关键。地方元素应当成为作品的血液与骨肉，而不只是外在的装饰；地域特色应是故事生长的土壤，而不是创作的终点。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将鄂西北山区的生态变化作为背景，写人与自然的角力、生存与欲望的纠缠，让神农架的莽莽林海成为映照人类命运的镜子；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将天津的市井人情置于时代变迁之中，泥人张、风筝魏这些手艺背后，是文化传承的忧虑与温度；迟子建笔下的东北，在冰雪覆盖的土地上展开普通人的悲欢，漠河的极光、哈尔滨的老街，都成了岁月流转的真实见证。这些作品提醒我们，好的地方写作需要两种自觉：既要真正走进一方水土，触摸它最深处的脉动；又要超越地域的局限，以普遍的人性与情感为尺，写出人所共通的境遇与向往。地方性，最终要回到文学性——只有真正扎根于生活，贴近人的呼吸与命运，地方书写才能既带着这片土地的印记，又能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地方是文学的富矿。当作家以真诚的生命体验为笔、以深刻的人文思考为墨，便能让地方书写超越景观推介的浅层逻辑，既留存地域文化的鲜活记忆，又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人类的精神桥梁。这既是对一方水土的尊重，更是文学应有的尊严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