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煊

　　唐代铸镜业虽以扬州最负盛名，而并州因兼产铜镜、铁镜，在北方独树一帜，两种镜子并贡朝廷，年年由晋阳运往长安。

　　《新唐书·地理志》记，太原府土贡，铜镜、铁镜列于诸物之首，其后才是马鞍、梨、葡萄酒之类。《通典·食货六》亦载，天宝年间并州岁贡铜镜，虽不算多，却件件精绝，绝非寻常坊肆所能比。所谓土贡，指的是地方将最精良的物产献于朝廷的制度，唐代法令明文规定，贡品须为本地所产，且价值不得超过五十匹绢。太原铜镜、铁镜能位列贡品，足见其在大唐手工业版图中的分量。

　　太原铸镜业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山西自古铜铁兼产，晋南绛州更是天下铸钱重地，天宝年间，全国设九十九炉铸钱，绛州独占三十炉，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太原地处河东道腹心，北依太行，西临吕梁，又有汾河穿城而过，水运便利，煤铁铜锡诸矿藏富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加上自春秋晋国以来绵延不断的冶铸传统，使得太原工匠在铸镜这一行当有了不同寻常的底气。

　　唐朝太原铜镜最风光的时刻，当数每年八月初五千秋节。唐开元十七年（729），唐玄宗李隆基将自己的生辰定为千秋节，举国休假三日，君臣同乐。这一天，大臣们要向天子敬献铜镜，天子则将金镜回赐给四品以上的官员，玄宗曾作诗云：“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分将赐群后，遇象见清心。”史籍记载，太原所贡铜镜曾用于千秋节庆典。每年入秋之前，晋阳城中的铸镜作坊总会忙碌起来，工匠们要在规定时日之内，将贡镜铸造、打磨、装帧完毕，再装入铺着锦缎的木匣，沿汾河南下，过黄河入渭水，一路送进长安。

　　现代检测发现，唐代铜镜主要由铜、锡、铅等金属合铸而成，这样的合金使得镜面白亮如银，不易锈蚀。在铸造之外，太原工匠还使用淬火与回火的工艺对出炉铜镜进行冷热交替的反复处理，以此大大提升强度和塑性，待到最后一道工序完成，镜面便会清亮平整，照镜纤毫毕现。

　　铜镜已算得上工艺绝妙，但太原镜业中更出名的则是铁镜。铁本易锈，何以照人？古代太原的工匠匠心独运，让铁器得以焕发光彩、声名远播，有一位太原籍宰相甚至专为铁镜写下了一篇千古传颂的赋。

　　乔琳，天宝初年进士及第，曾任监察御史、怀州刺史，唐大历十四年（779）曾拜相，但上任80余日便被罢相。这位老臣一生跌宕起伏，他给家乡留下了珍贵的《太原进铁镜赋》。赋中写道：“晋人用铁兮从革无方，其或五金同铸，百炼为钢。雕镌而云龙动色，磨莹而冰雪生光；烂成形于宝镜，期将达于明王。”“从革无方”出自《尚书》，说的是铁可塑性极强，可柔可刚，变化无穷。“五金同铸”指的是铁镜铸造中会将诸金属按比例熔于一炉，再经过“百炼为钢”，反复锻打折叠，去除杂质，使铁变为精钢。这样锻造出来的镜面，经过精心“雕镌”，就能使铁镜背面的盘龙栩栩如生，即“云龙动色”。“磨莹而冰雪生光”指的是通过打磨，镜面光洁如雪似冰，虽不比铜镜明亮，却自有一种沉毅内敛的光泽。

　　这篇赋并非夸大其词。2001年，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果树场内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墓主温神智，卒于唐开元十八年（730），他的墓葬规格虽不显赫，却留存了一面铁镜。铁镜残径11厘米，虽已残破不堪，却是太原出产铁镜的重要实物例证。镜上依稀可见云龙纹饰的残痕，与乔琳赋中“雕镌而云龙动色”的描述遥相呼应。

　　早在唐代，煤炭便已经成为太原冶铸业的重要燃料。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一项重要发现：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范围内，发掘出一处唐代中期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这处遗址先后清理出34处灶址、642个煤渣坑，以及坩埚残片、铜铁残渣、水渠和蓄水池等。这个作坊位于一排面阔四间的简易房址内，房址西侧还有数个规整的长方形灰坑，坑壁带水渍痕迹，推测是用于淬火的水坑。相较于木炭，煤炭燃烧温度更高，持续时间更长，更适合需要高温熔炼的铸镜业，作坊遗址中铜渣、铁渣并存，说明这里既炼铜也炼铁，铜镜、铁镜的铸造或许在同一处工场内完成。

　　这座作坊紧邻隋代瓷窑遗址，说明这一带是唐代晋阳城的手工业集聚区。城中工匠们白日烧炉铸镜，夜晚煤火映红半边天际。那时的太原，号称“北都”，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齐名，城内24道城门日夜开合，商贾工匠往来如织，一派“楼台相望，宫阙巍峨”的盛大气象。

　　如今，千秋节早已成为历史，乔琳的《太原进铁镜赋》也只在《文苑英华》中留存，唯有博物馆展柜里的那一面面铜镜、铁镜，仍静静躺在那里，镜面虽已斑驳，却依旧映照着千年之前并州的镜色、盛唐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