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母亲的作品，总是让人心绪难平，引起共鸣，也让我们思考女性的共同处境。

　　最近，我读了林贤治的《故园》（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阎连科的《她们》（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杨本芬的《秋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出版）。《故园》和《她们》都是回忆家乡旧人旧事的散文集，写母亲的部分写得最好，最是情深。《秋园》则是一部传记体小说，60来岁的女儿，想起往事，想要为母亲这样的中国普通女性立传。

　　三位母亲，各有人生路，可是，只要把三部作品放在一起，就会发现高度的重合。她们生于民国，经历战争，小家如小舟，风浪里四处颠簸，后来，好不容易有些安定，接着就碰上了吃不饱的岁月，她们羸弱的肩膀必须担负全家老小的生计，苦啊，熬啊，天灾人祸实在太多，艰难日子望不到头。月落日升，人生的光亮，怎么就那么稀薄，她们就像植物，有着天然的向光性，仍然亮堂堂地活着，她们全部高寿，活得很老很老，活成了老灵魂。

　　林妈妈是土匪的女儿，7岁丧父，9岁做了林家的童养媳，每天都要上山砍柴，要学着操持家务。阎妈妈不到一岁就丧母，因为父亲再婚，她只能和傻子叔叔一起过活，17岁时嫁到阎家，一辈子都在劳作中度过。在《她们》里，阎连科特意讲述了“劳作”的意涵。

　　阎连科说，把女性的劳动称为“劳作”，是华语丰富奇妙的表现。在“劳作”中，女性不仅要下田和男人一样劳动出苦力，回到家她还有繁琐无尽的家务在等着——烧饭、洗衣、缝补、带孩子，乃至于烧好了饭，一碗一碗地给老人、丈夫、孩子们端过去。吃完了再一碗一盘地洗好摆在灶房内。所以称呼女性的劳动为劳作，表明比劳动更为辛苦的劳动和繁琐。

　　中国普通女性，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劳作者，很少有例外。相比林妈妈和阎妈妈，杨妈妈的童年时代，要幸福得多。身为药店老板的女儿，家境小康，有机会上学，婚嫁的对象是斯文体面的军官，只是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总是拨弄人的命运。想起平如、美棠，秋园和仁受，境遇相似，也伉俪相知，却没有平如、美棠那么幸运，无法厮守到老。

　　《秋园》的笔致素淡，沉静中，有暗流汹涌。仁受之死，惊心动魄。那是1960年，仁受干瘦干瘦，脸上现出菜绿色，成日闷坐，一旦有口吃食，就眼冒凶光，后来身体渐渐由干瘦变为水肿，肿得一按一个坑。就这样，白描式地讲给你听，一个人，如一滴水，消失在长河里。

　　那一年，秋园46岁，她恩爱的丈夫死了。秋园生了5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已经急病去世，不久以后，她还要面对另一个儿子的身故。三部作品，无一例外，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人世太苦，死去的，尘归尘，灰归灰，可那活着的，被抛下的，要怎么办？锥心刺骨，泣血嚎啕，擦干了泪，她们仍是母亲，仍是家庭支柱。倔强地活下去，挣得自己的活法。

　　为了给仁受吃上一口好东西，秋园倾囊买了只鸡，被污为贼偷，被推搡、被虐待、被殴打，而秋园绝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林妈妈经常往家里捡病卧街头的路人，她不懂人和人的阶级分隔，众人对她来说，都是一个一个的番薯，病了就该被照料。阎妈妈很泼辣，为了家庭的利益，锱铢必较，她很热情，爱做媒，在邻里很有人气。

　　这些作品里还有很多其他女性身影。有些女人苛吝、刻薄、凶狠，人性总是复杂的。女人们所受的教育来自于现实，劳动赋予了她们许多的美德，生活有时也让她们变得残忍。

　　三位妈妈集结了中国女性的传统形象：勤俭、善良、包容、忍耐、坚韧、体恤，为了匡护丈夫和儿女，她们甘愿奉献自己。更可贵的是，她们都没有丢弃自我，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她们都在追寻自我，不管命运如何跌宕，都要努力得到怎样才能成为“我自己”的答案。

　　通向母亲的路，也是通向一条正在形成的“女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