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县里一所有名的中学读过书，随着“文革”开始，他早早地结束了学生生涯，回家当了一个农民。

　　父亲的兄弟姊妹多，他在家排行老大，三个弟弟妹妹还上小学，不巧爷爷又染上了结核病，需要长时间服药调养，家里的境况可以说相当的艰难。

　　17岁的父亲被熟人介绍到了公社的沙场上班，因为没干过重活，铲沙、翻沙、拉沙弄得父亲瘦弱的身体伤痕累累，他有点儿吃不消。可沙场一月12块钱的工资和60个工分，让爷爷和奶奶不肯罢手。就这样，父亲一干就是8年，直到我的叔叔姑姑都一个个蹦蹦跳跳地完成学业，有的甚至成了家立了业。

　　30岁那年，父亲因为工作认真出色，做人诚实厚道，还能写会算，被选派到采石场当队长，这队长其实不算个什么“官”儿，可管着石场里40多号人呢，从生产、财物、账目到吃喝拉撒，样样都得他操心把持。在他手下干过活的老马叔每次见我就说，你爸是个好人呐，没占过我们一分钱。

　　记得那时母亲常常唠叨，人家马二总往家里拿个火铲、通条什么的，郑三哥常给孩子带点好吃的回来，怎么也没见你往家里拿过一个草棒儿？说轻了父亲不理，说重了，父亲也不急，他一边慢吞吞吃饭一边说，我是队长，不能跟他们一样，公家的，分毫我都不能拿，要这样，我还有理由管谁去！

　　石场的车、锤、钎、叉、电线、电器、劳保用品很多，父亲从来没往家拿过一个。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迁到了邻村的学校去上学，天寒路远，我的手常常冻破。母亲就说，你们那里劳保用品那么多，拿双手套来给孩子，谁知道？第二天下班，父亲给我带回来一双磨了两三个窟窿的旧手套。他跟母亲说，不知谁扔在工地上不要的，被我洗干净了，你晚上补一补，给孩子先戴着，等下月发了新的，我再给他换回来。母亲尽管不高兴，还是熬夜补好。我嫌破，宁肯冻着也不愿戴。父亲没食言，发新手套的当天，他就把新的拿回来给了我，而那双旧的，被母亲补了又补，父亲戴了整整一个月。

　　一年冬天，母亲到公路旁出义务工，扭伤了脚踝，肿得厉害下不了地，我和妹妹只能喝白开水泡玉米煎饼。看我们娘儿仨可怜，负责伙食的郑三大爷偷偷从厂里带回来三把油炸馓子，趁父亲不在送到了我们家里。父亲回来大发雷霆。那个月，他不仅扣了自己六毛钱，还扣了郑三大爷两毛，并对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弄得郑三大爷很没面子，在家里休了两天病假。父亲无奈，带瓶酒上门道歉，两个人喝得泪眼婆娑。

　　后来我考上大学，成了一名国家基层工作人员，父亲也从社办企业下岗成了一个农民，可他常说的两句话却让我牢牢记在心里：“公平公正才能做事服众，不贪不占才能做人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