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父亲用几年的积蓄买回一辆28飞鸽自行车。车买下了，父亲上地干活却舍不得骑，而是擦得锃亮放在堂屋里，很少有机会上路。两年以后，它成了我的专车，一直陪伴了我20多年。

　　1960年，我考上了太原16中，从村里到义井的学校，抄近路也有约三四里地。一开始，我步行上学，但上下学一天四趟，真的很辛苦。初一后半学期，班里有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其中就有南上庄的好朋友喜梅。一个周末放学后，他叫住我，说要教我学骑车。在操场上，在喜梅的帮助下，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我就能独立骑行了。后来又练了几天，就能骑着上校门前的马路了。记得第一次骑车上学，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一直送我出了村，看着我骑车远去。在这辆飞鸽车的陪伴下，我送走了一个个寒暑，完成了初中三年的学业。

　　1963年，我到太原市内的十五中上高中。离家远了，只好住校。开学时，我是自己带着行李到校报到的。从此，这辆车就陪我住在学校里。每到周六下午，我把它从宿舍推出来，擦拭一番，然后骑着回家。出校门，是低矮破旧的水西关村，往东上新建路南行，到迎泽大街再向西，一直到洋灰桥，路旁都是大片的菜田。过桥向南，就是晋祠路了。沿途十几公里，绿荫蔽日，车辆极少，双手撒把来回圪拐都没问题。

　　由于“文革”的原因，原本三年的高中，我在十五中却呆了六年，直到1969年才将户口迁回村里，带着我的飞鸽车返乡当了农民。

　　1970年，我骑着这辆已半旧不新的自行车，从金胜村娶回了爱人。再后来，儿子出生，一家人串亲戚时，爱人抱着儿子坐在后架上，嘀铃铃上路。再后来，女儿出生。出门时，稍大的儿子就被抱到前梁上，爱人抱着女儿坐在后尾架上，在我的加力下，飞鸽车拖着我们四个人爬坡上梁，来去自如。

　　很长时间内，这辆自行车是家中唯一的交通工具，载人只是其工作任务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是载货。为了超负荷利用，我将后架的空心管换成了一指头粗的钢筋。将14号辐条换成比8号铅丝稍细的9号辐条。骑着它，春天带带种子呀，肥料呀，秋天收获玉茭呀，白菜、萝卜呀。或者，横跨一条布袋，插一根秤杆，在太原大街小巷用大米换粗粮，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十几年。记忆犹深的，一次是去文水的黑市上买高粱。返回时，怕被查，尽拣渠沿小路走。带着100多斤高粱，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在交城一带转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回太原的路。还有一次，和一个朋友相约带上苇席去太谷换粮。为了抄近路，走了西温庄。不料刚下过雨的土路上全是红胶泥，车子上去立马粘死了，推都推不动。短短三里多地，两个人推一段，用路旁的小木棍刮刮泥，滚缠了近两个小时，才筋疲力尽地上了太榆路。那一次，从太谷返回的路上已是半夜，我几乎是半睡半醒，迷迷糊糊地骑回家的。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日子好转了，这辆陪我奔波几十年的“飞鸽”才退了休。这些年，家中摩托、汽车全有了，高档自行车也换过好几辆。而至今，我都忘不了那辆“飞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