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年级时，大约是五岁多。我是班里最小的，同班学生有的比我大四五岁。田孝林老师教我时间最长，他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在户部寨那一年，父亲每周骑自行车去乡里，周末再骑车回村，我就坐在车的后座，走在乡间的林荫道上，听他吹着口哨。晚上在学校附近散步，他还自娱自乐唱起《木鱼石的传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听众只有我一个人。我当时能唱完整的是两首歌——《回娘家》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没有音乐课。

　　一年后，父亲又把我带到了濮阳市。他那时三十一二岁，现在看来绝对志存高远，已经当了乡学区校长，管七八个小学，还要去市里应聘当小学老师。他后来对我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把我和弟弟妹妹拉出来，让我们到城里上学。父亲的这个决定，对于我和弟弟妹妹来说，确实是命运攸关的一步。

　　我在市里先上小学，再上初中。四叔在村里上中学，同时帮多病的爷爷奶奶干活儿，他们在家炸好油条，他天不亮就骑车载着油条到各村去换，把油条换成粮食，拉回家再去上学，到初二就退学了。现在他40岁了，我们一块去离小濮州10里远的村子，村人一见他还打招呼：“这不是小濮州换面坨子的小孩儿吗？”

　　玉国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四爷，对玉国的期望值高一些，他曾到市里跟我同班上过一段时间。小学毕业去考濮阳最好的县三中，以半分之差落榜，当时少半分掏800元可以入学，四爷掏不起那个钱，让他复习一年再考，结果差的分数更多，只好回小濮州中学，最后不了了之了。十六七岁时，四叔去市里一个饭馆学厨师，几年后去本地啤酒厂当工人，啤酒厂倒闭，四叔下岗，到北京一个婚庆公司当司机，还给报社当过发行员，两年后回濮阳，去我父亲工作的学校当了临时工。玉国退学以后，去东北种地去了，后来他讲那真是闯荡江湖，他当时才18岁，有人看他聪明过人，就给他钱一块去赌场赌博，帮人挣过不少钱。几年后回村，实在无事可做，就去北京一个饭馆当了服务员，干了很短时间，经理看他非池中之物，实际是管不了，就请他走人了。他就去广东当厨师，去安徽当厨师，这两年在村里竞选成功，成了小濮州的村支书。

　　在10年前的北京，是我和玉彬、玉国人生中难得的交集，我们叔侄三个，一个婚庆公司司机，一个酒店服务员，一个小报的广告业务员，也可能已经当了编辑，在南二环边上的三路居村一间小平房里，喝酒吹牛聊着心事，感慨在北京的艰辛。面对我的儿时玩伴，我总会有一些歉意，我和他们唯一的差别，不是出身，不是智力，是机会，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造成了我们命运殊途。用好友“十年砍柴”的话说：“在乡村，多少英雄埋没在草泽。”从这个意义上讲，小濮州村现在的孩子，大多能到濮阳上中学，和城市孩子一样考大学，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1987年，当我和父亲搭上长途汽车，在一个夜晚走进尘土漫漫的濮阳，平生第一次踏入城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永远地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