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开篇记载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始，叙述了中国学者在夏县挖下的中国科学考古“第一锹”。《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上世纪2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应邀加入史密森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的团队。当时，以胡适、顾颉刚等人开启的古史辨运动，对于中华上古时期文化持怀疑态度。美国学者毕士博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相比显得非常贫乏，没有任何成分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大多是外来的。李济与袁复礼等人前去山西夏县禹都附近的西阴村进行考古，寻找到了史书所记载的“禹都安邑”的禹王城。在禹都附近的西阴村遗址发现了彩陶、石器、动物骨骼、土壤样本等物品，尤其是“一枚被切成两半的蚕茧”，证明了中国的蚕桑业远在史前人类就产生了。李济以中国的骨卜、蚕桑和殷商铜器艺术，对上述观点予以有力反驳，这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苏华善于以考古实证，抽丝剥茧，科学论证，阐述学术观点。禹都在哪里，在夏县的禹王城还是在别的地方？考古学界和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苏华从现代中国考古学的渊源伊始，回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夏墟的考古发现，以及近年来河南的王城岗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和郑州商场等考古成果，不厌其烦地梳理史料，长段引述，展开证据，进行注脚，进一步阐述了禹都在夏县的观点。

　　汤都亳城在何处多年来争论不休。主流观点认为在偃师，可是在偃师找不到以“亳”命名的地名。有人认为汤都亳城在山西垣曲县，但不为学界重视。苏华对于方志记载、历史地理、山川形胜、各派观点详加比较，赞同汤都亳城应该在垣曲县。垣曲县古属冀州，有“河东之形势，陕洛之襟喉”之称。汤都亳城在垣曲县治西十里，立有“殷商列祖成汤居亳故都”。清代学者安庆翰认为从殷商之际地理位置和耕作条件上，汤都亳城就在垣曲县。为什么这种观点得不到主流认同呢？苏华认为垣曲县位于中条和王屋之间，地理偏僻，崇山峻岭，道路险阻，使人望而却步，因而在古籍经传中难以见到论述。

　　作者善于从宏观角度探讨大夏文化渊源，既有学术上的取舍甄别，又有时空上的纵横交错。山西平陆县的黄河有人门、鬼门、神门称之曰三门峡，此外还有砥柱峰、金门、三堆、天柱等景观。传说洪荒时期禹凿三门，疏通河流。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后，苏华断言“中科院考古所山西队所进行的对夏县禹王城的调查以及发现的夏县东下冯遗址，以及地方志中众多的记载，很能说明运城是夏墟的主要地区”。

　　苏华以严谨审慎、严格梳理、严密论证、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论述夏文化的区域和核心位置。书中记载，夏鼐继徐旭生之后作为夏文化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实际指挥者，设定夏文化的主要区域不仅在河南西、中部的伊洛嵩山中岳一带，山西晋南的汾水流域更是核心。1974年，中科院考古所山西队等单位联合发掘东下冯遗址，发现窑洞式居住遗址、水井、灰坑、陶窑，铜器、石器、陶器等大量遗存以及商代城址的南墙和西墙，取得重要成果。苏华举证黄石林的禹都安邑说、徐殿魁等关于东下冯与河南二里头文化之比较、李伯谦关于夏文化发祥地在河南西部地区的观点等，认为东下冯遗址处于传说中的“夏墟”范围之内，东下冯类型的大致年代相当于夏末商初，因此，东下冯类型遗存对探索夏文化和研究商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大禹处于远古时期，有关他的身世历来众说纷纭。苏华参阅《史记》《尚书》《山海经》《山西通志》《四川通志》等史籍，对于近现代大禹研究的学术成果仔细梳理，并且对“禹生石纽”的问题予以诠释。他根据顾颉刚、卫聚贤等人的学术研究以及考古发现，论证夏禹的身世和夏都西起晋南东进豫境的过程，解读晋南陶寺遗址、东下冯遗址与夏文化的关系，使人们对于夏文化的研究成果一览无余。为便于读者了解夏朝历史，书中记载了夏朝的17个皇帝和重大事件，制作了《夏王朝世系表》。该书对待学术研究的宏观视角和科学态度，严密论证的治学精神，令人赞赏。

　　舜帝传帝位于大禹时，告诫大禹道：“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尚书·大禹谟》）意思是，帝舜说：大禹！洪水威胁我们的时候，你尊重信诺，治水成功，只有你贤能。大禹受舜帝禅让之后，在安邑建立国都，划定九州，确定五服，制定税赋，建均田制，平衡了各地诸侯与百姓的收入和贡赋，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使得大夏国巍然屹立于河东大地。苏华认为大禹的治水成功和施行德政，使夏朝从氏族社会文化跨越到文明国家的初曙社会。

　　苏华先生的《大夏禹都》纵览古代有关大夏文化的记载和学说，阐释近现代和当代夏文化的发现和成果，从考古学、历史学、学术研究等方面全面探讨夏文化和大禹事迹，视野开阔，史料翔实，立论宏富，严谨科学，是一部全面研究和探讨夏文化和大禹事迹的力作，对于我们认识夏朝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