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十岁刚出头，为了“越狱”竟跋山涉水百余里。惊心动魄的长途奔袭中，“肖申克”险些变成“狼吃羊”。事实最终证明我不是安迪，安迪的救赎之路是“逃出去”，我的救赎之路却是“再回来”。 

　　1980年，我从谭坪塬上的乔眼村小学转到了乡宁县城的东街小学。准确地说不是转学，而是生于幽谷迁于乔木的一次换土移栽。小公鸡般的胸脯挺着，土布缝制的蓝书包背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着，出谭坪塬、下南塬坡、沿鄂河向东，解放卡车滚滚向前，眼前和心里的万千红紫，潮水般扑面而来，又潮水般向后退去，被速度压缩的空间里，我头晕目眩。

　　那天起，我的人生之路变成了一条逐渐延伸的射线，射线的端点是谭坪塬，乡宁县城则是它第一个落点，然后临汾，然后太原。那些年，我像一枚可以重复使用的炮弹，时而装进炮膛，时而又被射向落点，在谭坪塬和乡宁城之间的这条路上，不停地打磨着脚板。

　　第一次寒假，父亲来接我。所谓接，就是陪我一起走。那是一个徒步前行的年代，除过拖拉机，全县的大小车辆加起来大概超不过两位数。我们一早出发，午后才到家，六十里路走了八个小时。当时没感觉，睡了一夜，两条腿就像刚装上的假肢一样死活不听使唤，在炕上整整躺了一天才勉强能下地。

　　我的徒步之旅就这样开始了。起初是我父亲陪走，体力适应之后与塬上进城的人们结伴，再后来自己能找到路了，就开始独行。寒暑假各一个来回是标配，特殊情况时亦有之，比如父母要给我过十二岁生日，比如我二舅娶媳妇等等。如果再告诉你，我到中学时才长到一米五八，看清楚，五八，不是八五，大学时体重也不足一百二十斤，而且那时没有柏油路，我的运气总也不好，夏天多半被雨淋且没有伞，冬天八成能碰到下雪且鞋不防滑，你可能会把难度系数中的小数点再向前移一位。好的一点是，南塬坡下过鄂河，印象中从未遇到发洪水。那河上确有个像桥一样的东西，但一涨水就看不见了，一发大水就再也看不见了。人们一般都是踩着踏石走，或者卷起裤腿硬过。

　　独自跋涉的旅途也不全是寂寞，看到过野兔横穿道路冲向另一边的草丛，但我不追，因为不确定它是否正在被另一个东西追捕，更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那追捕者的对手。看到过树林里成群的野鸡被惊起，扑腾着好看的雉尾，像一片彩云落进对面的深沟里，但我不停，谁知道是什么东西惊着了它们？春天满山芳菲，秋来层林尽染，拐个弯回头看，山下的河水如玉带蜿蜒，但谁会在意呢，再美的风景那个时候也抵不过一个白面馍。倒是路边的野果酸枣之类有时会摘一些，咸菜一样就着馍吃。喝水是不愁的，多一半的路都在鄂河边，哪条沟口有山泉汇成的小潭，哪个山下有常年滴水的石缝，狐兔鸟雀都知道，我还能不知道？

　　塬上没有虎豹，狼的天敌只有人。除非饿到失去理智，狼一般不会光天化日出来招摇。但我有一次差点就走了夜路。县城总是亲近不起来，因为没有自己的娘。想家是我在那段日子里最主要的事情，分散注意力的好办法是埋头学习，孤独和寂寞让我渐渐成为学霸。但有一天，竟一发不可收地萌生了逃离的念头，而且挑了个好时间——下午。这个时间出发，黄昏时正好到南塬坡下。说是坡，其实就是一座山，歪歪扭扭的山路足有七八里长，两旁沟深林密，没有一户人家。我一般是早上出发，中午打这里经过，槐树林里的蝉鸣听着特瘆人——太静了，心里反倒不安，担心身边会有埋伏。走夜路上山，就算狼不来叼，自己也能把魂丢在坡上。说实话，我现在也没这胆子，那时倒不是傻，关键还是想家。

　　离南塬坡还有五六里地的时候，心里已经开始发慌，连走带跑，恨不得两脚离地往前飞。恰在这时，一辆路过的卡车竟在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司机摇下车窗，扭头喊：“这娃，你去哪？”“谭坪！”我应该不是喊，是吼。“哪村？”“乔眼！”对过“暗号”，司机让我上了车，而且坐驾驶室——上次我爷爷坐这里，我在马槽上，这是我平生第二次坐车。一路上司机没话，我也没有。他是懒得理我，我本来话就少，又吓得不轻。在村口下车，进门时天已经擦黑。

　　我开小差的消息，第一个知道的是我小姑，我俩同岁，她在隔壁班。然后是我爷爷，他第一时间就吃准了我的去向，放下工作就往街上跑，见车就问，还真问到一辆去谭坪塬的车。交代好司机，又回去上他的班，再不问这事——他确定我不会被狼吃，也只负责狼不来吃我，至于活罪，那就活该吧。这老乔，不愧带兵打过仗，既准又狠。

　　我想转学再回乔眼村，我妈不依，三四天后又六十里路乖乖滚回到县城。爷爷也没有责备，静静地看我吃完饭，隔桌递过来一句话：“你将来，要么不犯错，犯了就是大错，所以最好别错！”说这话时他没有表情，但那眼神，现在都在我眼跟前。此后再未动过逃跑的念头，想家了忍着，忍着忍着也就不怎么想了。我父亲常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而且也看清自己就是个怂货，与其出走再回来，不如老实待着，省下一百二十里路来回瞎折腾。他乡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家乡再好，不是出息之地。这个我懂，谭坪塬嘛，只能做射线的原点。留在塬上，只能一辈子原地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