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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花棉袄

杜松林
  大约我七八岁时,遭遇了特别冷的冬天。四姑婆婆去世,母亲作为嫂子,要为四姑去“苫头”(北方风俗)。母亲穿着一件深蓝色带有暗红色碎花的花棉袄坐着驴车去,村里的大娘婶婶窃窃私语,说母亲不该穿带红色的衣服去。其实,母亲懂事理,只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翻箱倒柜也很难找出一件合适的衣服。

  母亲没有件合适的衣服出门,也是因为我们兄妹拖累。每年入冬,母亲便忙着给我们做衣服,一直到年根也忙不完。最费事的是做鞋子,母亲常常在煤油灯下劳碌到很晚。我们睡得正香,听到母亲“啊”地一声,她的手又让锥子或针扎破了。母亲从小眼睛不好,为此付出了更多辛苦。

  因为小,我们很少能体谅母亲的不易。冬天,村前河沟里冻了厚厚的冰,一放学,我便和小伙伴们去滑冰车。冰面有水时,我经常把鞋子弄湿。弄湿了又怕母亲责骂,便跑到同学家的炉子上烤,结果不小心把鞋的一面烤糊了,母亲只能辛苦地用布把烧的地方补起来,以免耽误我第二天上学。

  那时候,我们就盼着过年。有一年春节,玩伴们在大年三十早早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出来玩,而我的鞋子还在姨姨家。因为鞋的最后一道工序需要表哥帮忙,他要把母亲做好的鞋底和鞋帮子缝起来,再用特制的模子固定成形。二舅答应赶过年前送来。三十中午,二舅果然送来了。故乡高原上的那种苍凉和农家窑洞里的二舅盘腿在炕上吃饭的情景是那么亲切。

  再大了一点,供销社进来一件的确良褂子,我特别喜欢,磨着母亲买了。花了19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过年了,我高高兴兴穿上新衣,全然不知母亲多少年来就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啊,更别说她特别喜欢的花棉袄了。

  1994年,我调入几百里外的省城太原工作。一次,老家来的亲戚跟我妻子讲,你婆婆到乡政府办身份证时,衣服穿得可寒酸了,你们挣工资的应该给买上件衣服,也不怕左邻右舍笑话。听到后我和妻子都很内疚。此后几年,即使不回老家,妻子也买上衣服尽量让人捎回去。

  2010年以后,我们买了车,回家次数就多了。每次给母亲带回衣服,母亲说,以后不要买啦,你们几个都买,我穿不完。但邻居来串门时,母亲总不忘拿出衣服展示一番,说这件是谁买的,那件又是谁买的。她向人展示的不是衣服本身,而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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