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是中指关节上的一点小伤,怎么伤着的,左手还是右手,都不记得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象没有“创可贴”这种东西,也不知道小小关节竟有兴风作浪的神通。很快便是寒假,先是几个舍友相约,一起去了宿舍老大的家乡沁县。几日后返并,与另一高校的高中同学“猴子”约好一同回家。那天他从太原站上车,说好我在北营站上车后找他会合。左等右等不来,只好挨个儿车厢找我,找到时发现我靠在座椅上昏昏欲睡,一摸额头,滚烫。其实早上出门时就感觉身上软绵绵的没力气,走路时脚下有点发飘,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当回事。
我从记事起,得过的病都跟常人不同,中耳炎、痢疾、粗脖子、疥疮,个个都是奇葩,惟独不知道啥是发烧,真摊上了才知道厉害。印象中这是第一次发烧,也是最凶最险的一次。从宿舍到车站也就一个小时,感觉浑身上下的筋都被抽掉,骨头也被悉数剔除,十八九岁的后生,瞬间软成一摊泥。太原到临汾,绿皮火车走七八个小时,我像一团燃烧的火,迷离中不知身在阴阳哪一间。“猴子”除了摸额头,能做且有用的事情,一是打水,二是不停地讲笑话,像是用这种方式跟索命的黑白无常拔河,看谁能把我赢到手。车到临汾,我该下了。因为身体出了状况,我临时决定先到二姑家,自从二姑一家迁到广州,爷爷奶奶一般在那里过冬,先去把身体养好再回乡宁不迟。“猴子”不放心,拎着东西一直送到出站口,才又返回去坐车,他的终点是两站之外的侯马。
火车站在临汾东关,二姑家在西城墙下的地委大院。上过三年高中的临汾,三公里不到的路程,感觉走了一个多世纪。脚下的柏油马路像棉花一样,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每挪一步,都必须用意志召唤起全身的力量。本想着坚持就是胜利,谁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到了地委大院,发现爷爷奶奶已经回了乡宁。绝望了,而且我很清楚,此时只要一屁股坐下去,再想站起来就很难了。理智告诉我,如果不想死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的话,唯一的办法是尽快赶到长途汽车站,坐最后一趟班车回乡宁。之前讲到这里,总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临汾住一晚,捎带上医院看个病。我说,招待所一间房,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汽车站挨着火车站,这意味着我要从西往东再次穿越临汾城。一团火球踉踉跄跄沿街滚,奇怪的是竟比来时少了一些艰难——人的求生欲,关键时刻会激发出自己无法想象的惊人能量。坐上班车的那一刻起便彻底瘫了。四个多小时的行程,一路翻山越岭,昏迷中的我毫无知觉。下车时天已昏黑,乡宁是小城,低头抬头都是熟人,言语一声,自行车直接驮上就走。爷爷家门前那条大陡坡,我差不多是被扶上去的。进家量体温,39摄氏度都不止。爷爷二话没说把我摁在炕沿上,一支青霉素照屁股直接“钉”进去。我想他是根据家里不曾有人过敏这个前提,果断做出了我同样无需皮试的判断。这是我第一次打青霉素,吸收不好留下的疙瘩至今还在腚上趴着,天知道他用了多少个单位的剂量。睡了一宿,烧竟退了。两大碗饭呼噜下去,电量满格。还说啥,书包一背,回谭坪塬。六十里山路朝发夕至,这是从小练就的功夫。而路上的人,却是越走越少。
此事之后十年,爷爷去世。奶奶又活了23年,2022年也走了,“猴子”多年前举家迁往澳洲,近三年没有音讯。至于我自己,当年不知为何物的感冒发烧,如今像期中期末的考试一样规律,每次少则十天多至半月,生命之疲态如头顶上濯濯童山,纵有楚楚衣冠,想掩饰也是枉然。唉,人在世上走,最好别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