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西院东三排，十户人家。由于父辈都在一个大机关工作，年龄相仿，各家儿女年岁也都差不多。当时物质条件贫乏，又都是多子女家庭，一日三餐都得费心安排。

　　那时粮油定量供应。成年人每月28斤，重体力劳动者每月42斤，未成年人年龄段不同而异。30%是细粮（大米一二斤，其余为白面，后来调整到35%），一斤小米，剩下都是高粱面和玉米面。食用油每人每月三两。鱼、肉、蛋、豆腐等副食由市政府相关部门视货源情况每月宣布，如“某号居民副食券供猪肉（少数民族居民供牛羊肉）一斤，某号供豆腐一斤半……”居民凭票购买。春节供应丰富一些，比如“每户供汾酒、竹叶青各一瓶，供牡丹、凤凰各两包，大前门一包”等等。

　　同院十户除我家外都是山西人，饮食以面食为主。而我的父母是从南京来太原工作的，对于高粱面、玉米面有点束手无策。好在那时对南方人有特殊照顾，在粗粮定量内每月每人供应8斤糙米，母亲再把不好做的高粱面、玉米面与走街串巷的近郊农民换一些大米或高粱米，我家日常午餐还是以焖各种米饭为主。

　　家中的饮食调配由母亲操持。在邻居眼中，母亲属于不太会持家的主妇，因为父母每月工资基本都用在了全家吃的方面。也难怪，在那个年代，要想按照从小生活在鱼米之乡养成的饮食习惯安排日常三餐是相当困难的。母亲出生在大家庭，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常在上海生活，和父亲结婚前没有在灶前忙过。随父亲来到太原工作后，母亲无师自通，成为娴熟的家庭“苏菜大厨”。餐桌上，母亲总能给我们一家带来惊喜和欢乐。

　　那时太原居民除了带鱼其他鱼是不大吃的。供销社供应的带鱼，冷冻成大坨运来，稍微解冻后在地上摔散按宽窄大小搭配出售。大坨带鱼中夹杂着不少很小的杂鱼、烂虾和乌贼等，这些“尾货”不需副食号便可“杀割”，但大多居民对“臭鱼烂虾”会敬而远之。因此，每到有带鱼供应，母亲便会安排我或姐姐去供销社捡漏，几毛钱便能买回一大堆。收拾加工这些“臭鱼烂虾”比较麻烦，但母亲三弄两弄一锅香喷喷的红烧杂鱼便端上了餐桌。后来购买和收拾加工“臭鱼烂虾”就由我或姐姐承担下来。我十岁左右就知道煎鱼不粘锅的秘诀——母亲为我们示范：将炒锅洗净烧热，切一块生姜不断擦锅，直到感觉锅底顺滑，再用少许油润锅煎鱼，绝不会粘锅破皮。

　　邻居都是多子女家庭，收入低，还要供养在农村的老人，经济负担重。肉号、蛋号过期会作废，邻居便将用不完的副食号转给母亲，这也饱了我们的口福。扣肉是母亲的拿手菜，红烧丸子和笋干焖红烧肉也是母亲的保留大菜。如果还有多余的肉号，母亲便会到她工作单位附近的钟楼街副食品市场选购五花肉。二三斤一大条五花肉买回后，仔细夹出残留的猪毛，洗净晾干水分。将食盐与花椒放锅中翻炒，花椒炒出香味后碾碎制成椒盐，椒盐涂抹于五花肉上反复揉搓，然后放大盆中加盖腌制一段时间。椒盐渐渐渗入肉中，将一根麻绳穿入腌好的五花肉，阴凉处挂起风干，食用时切一小块，解决日常腥荤不成问题。味道鲜香、红白分明的腌咸肉与冬瓜相配，奶白浓香连汤带菜一大锅，浇在任何粗糙的米饭上都是美食。

　　母亲同事有在肉联厂工作的家属，母亲常托他们买些猪、羊下水回来自己加工。用食用碱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搓洗羊肚是我的苦差事，用松香和烧红的火箸撩猪头是姐姐的美差。由于年纪小，对生活的艰辛缺乏理解，又是贪玩的时光，这些“臭烘烘”的家务事从心底是抗拒的。但母亲化腐朽为神奇的厨艺，总能让我们在餐桌上大快朵颐时忘掉那些苦。

　　蛋饺是每年过年母亲的保留手艺。先将猪肉剁碎配以荸荠等再调味制成馅料，长把汤勺置于微火加热，用一块肥猪肉抹遍汤勺，淋入鸡蛋液汤勺一转便成为一张圆圆的蛋饺皮，放入馅料，趁上层蛋液尚未凝固，揭起一边折叠至另一边，筷子头沿蛋皮边沿压实，烤制片刻，一个半月形的蛋饺就成了。包蛋饺是费神费时，后来都是姐姐承包，小年之后姐姐要用一个下午坐在炉边包一盆蛋饺。

　　我家离汾河东岸不远，岸边有条干渠，四周是树林、湿地。夏季周日傍晚，母亲有时带着我们有时独自一人，去野草丛生的湿地周边采野菜，洗净焯水挤干切碎配以豆腐干丁拌匀，撒一些蒜末葱花，热油一喷，香气突然迸发于空气之中，晚餐便有了一道大自然赐予的绿色美味。我很奇怪，那是没有资讯传播途径和工具的年代，也不知母亲从哪儿就学习掌握了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草有毒的知识，随手拈来就是美餐。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母亲为我们的一日三餐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丰富了全家的餐桌，也培养了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兄弟姐妹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太原，但成家后各家各户都还是传承了母亲“苏菜大厨”的厨艺和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