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走得很早，我只见过照片，知道他在供销社工作，说是在县城回谭坪塬的路上自行车掉下了悬崖。那年母亲十三、大舅六岁、小舅刚几个月，此后多年，寡母幼子的生活可想而知。而苦难造就的团结也牢不可破，几十年来，姐弟三人不曾红过脸，小舅后来风风火火，当了大队干部，但在哥哥姐姐跟前始终是个乖弟弟。家风所致，两个舅妈妯娌多年鲜有嫌隙，更不用说吵架拌嘴。这样的人家，一扇柴门堵住外面的风雨，即使不生炉火也会感到温暖。

　　我自小不是个舒展人，常常杞人忧天——担心家穷，怕被人欺负。只有姥姥家，是我心里不需要岗哨警戒的乐园。从小到大，姥姥是炕头上软软暖暖的被窝，舅舅是两个看家护院的“门神”。

　　其实我的两个舅舅，都是普通至极的人。大舅上了几年学就到大队的油坊干活，后来子承父业，去公社的供销社站柜台。公社那时逢五有集，一逢集便人山人海，摆摊子的虽多，正儿八经的商场却只有供销社的百货和日杂两家，柜台后面的人，他不认识你，你得认识他，所以驮涧村的怀怀，在谭坪塬上得算一号。怀怀何人，本大舅是也。

　　自从大舅成为供销社的怀怀，我在一群孩子中也陡然多了硬气。“你大舅，那厉害咧！”小伙伴的言语贿赂照单全收，并报以肯定的微笑表示赞许。

　　我们村离公社很近，母亲做下啥稀罕吃的，总是差我去喊大舅。寒暑假去姥姥家，我一个人先到供销社找大舅，他用自行车驮我回去。自行车上的大舅，山一样遮掩着我，但他骑得很慢，差不多跟人走路一样的慢。长大后我终于明白，姥爷当年的不幸并未远去，像一道过不去的坎，一生横在大舅心里。少年失怙的大舅，六岁那年便已长大成人，千斤重担，风雨一生，就这样谦谦缓缓地走过。

　　小舅念完高中在公社的煤矿干过一阵子，每次回来看姥姥都要先绕到我家，给外甥带一堆好吃的。娶回小舅妈，小舅做了大队的抽水员，负责沟里的柴油机和水泵。柴油机的原理差不多就是拖拉机的原理，所以他拖拉机也会开了。再后来，塬上新盖的砖瓦房时兴起了土锅炉、土暖气，从未摸过这行的小舅带着他的一帮兄弟，竟做成了业内老大，一说安暖气，都来驮涧村找怀玉。

　　我到临汾读高中，来自舅舅家的资助便成了惯例。每年暑假开学，大舅给100元、小舅100元、姥姥50元。学校的生活费每个月差不多50元，3年高中的花销，父母扛了一半，舅舅们扛了另一半。

　　大舅后来离开供销社，回村里开了一个小商店，靠点点滴滴的薄利和与生俱来的节俭，继续着他谦谦缓缓的温和。小舅除了当村长，八成仍在追逐着各种各样的新鲜和时尚，塬上的世界虽然不大，他的好奇心却一生不渝。给他们当了50年外甥的我，正应了塬上一句古话，外甥是狗，吃完便走，大学毕业后便聚少离多，当年的恩情从未回报，也无需回报，他们要的只是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