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有个邻居阿姨，每年腊月都去广场卖挂历，总能赚到一大笔钱。我喜欢张贴明星大头照，就每年买一本明星挂历，卧室贴一圈。记得最清楚的是利智，觉得她好漂亮。后来逐渐没人挂挂历了，邻居也失去了这份兼职。

　　当时还有卖鞭炮的，50块钱五千响。二哥以前最喜欢放烟花。他工资不多，年前几个月攒的零花钱全买了烟花，然后一个挨一个地摆在桌子上，乐不可支欣赏着。我还在上学，为了骗取他的压岁钱，也很严肃地检阅那些烟花。他还要在窗户边框装上一串串闪闪的小霓虹灯，每装好一串，就让我打开，看亮不亮。

　　母亲在厨房蒸又大又白的馒头，面里揉了糖，甜丝丝的。我负责在馒头上点红点。工具是筷子圆的那端，颜色是在照相馆描色的姐姐用剩的画纸本。馒头太多，我便不认真起来，还趁机画上其他颜色，搞得像块花布。

　　还有母亲精心煮炸的祭祀祖先用品，有十几碗，碗尖点缀着染红的粉条和芹菜，颜色夸张得像年画。我逡巡着，总是想着哪碗最合自己胃口。

　　母亲还要忙着在除夕夜更换好所有的床单被罩枕头套。她来回走动，总是遮住电视屏幕上的春晚。所以，我的记忆中，母亲没有看过一场完整的春晚。

　　床上是折好的新衣。有时候是买的，有时候是裁缝做的。有一条毛蓝的裤子，裤腿加了个小白三角，还是当年时兴的小喇叭裤。有一年的新衣服是紫色的，我自作主张买了紫色发带，悄悄在卧室扎。正起劲，二哥闯了进来，他愣了一下，跑去对母亲说，梅子会自己打扮了。我无地自容，赶紧把发带拽下来塞抽屉了。

　　我等着要兄姐的压岁钱，然后转手发给侄子外甥们。更幼小的他们总是用崇敬的心来接受我这二道贩的小额压岁钱。

　　过年还有什么样子？母亲不在了，再没人支着帘子蒸馒头了，没人里里外外换新床单。二哥也没兴致摆烟花钉彩灯。年味儿只有年三十的下午，将旧春联撕下，换上一张似乎更红一点的新春联。而内容，是那么千篇一律——代代出英才。

　　大年初一，再也不肯五更起身，同小伙伴去笑去闹。那乌黑黑的天，早去了童年。现在的大年初一，我穿了羊毛大衣，画一脸的胭脂，挨个儿去拜年，去景区吃糖葫芦。可再折腾，二哥也不会闯了进来说，我们的梅子会打扮了。

　　但还好，父母虽离去，兄姐尚安康，一把年纪的童年的见证者们还能互相讥讽打趣。普世的年味儿，就是大伙儿岁岁平安。